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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全球最大的搜索网站google.com,我输入了这样几个关键词“沈阳妇婴医院、不明病毒、21名婴儿死亡、记者刘佳”,随后我满怀希望的点击了搜索键,希望可以看到那起曾经在1993年震惊了全世界的新生儿死亡事件的全部报道。但是令我吃惊的却是,那起事件在网络上几乎等于空白的,没有任何一家网站曾经对此进行了报道,更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曾经将此事件曝光。在我多次的搜索之后,才有一段不足百字的日文报道出现在屏幕上,附带的图片里,多名孩子的父母正哭作一团,而将此事件一路捅到中央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记者刘佳则也出现在图片里,眼睛红红的。 刘佳这个名字在沈阳的记者圈子里算是一个风云人物的代名词,但圈子内却很少有人认识她,因为她太低调了,低调到她的邻居都不知道,原来那个赫赫有名的省报大记者就住在自己的隔壁,并且和自己每天要打几个照面,有时买菜回来遇上了,还要求人家帮助开一下自己家的门…… 刘佳第一次出名是一次典型的政治事件,那次事件后来被定名为“6-4”,当时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她被分配到辽宁省文联,板凳还没坐稳就见身边那些老作家各个义愤填膺地要上街游行,一腔热血的她哪里还能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一把抢过游行队伍带队手中的大旗一路走了过去,但就是这动作被安全机构拍摄到镜头里,于是刘佳匆匆告别了文联的大楼被发配到辽宁日报资料室担任保管员,并且一干就是三年。 1993年7月,一对青年夫妇哭着来到刘佳的办公室,向她哭诉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周前他们的孩子出生在沈阳市妇婴医院,但就在前一天夜里,孩子突然七窍流血死在急救台上,医院也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病毒如此猖獗,居然可以在短短的24小时里就夺走孩子的生命,于是医院就以新生儿自然死亡为由将孩子的尸体冷冻起来。 此刻的刘佳刚刚生完孩子三个月,看着那对年轻的夫妇哭得撕心裂肺,刘佳的眼泪几次差点流出来。她当即前往医院进行采访,但医院的领导却三缄其口,坚决否认医院里有婴儿死亡。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里,医院的领导先是红包奉上再是软硬兼施,最后甚至开始威胁恐吓,但刘佳始终坚持着要看看孩子的尸体,就在院长脸色大变要赶刘佳滚蛋时,一名医生突然闯入:院长!又死了三个!…… 医院的急救室里,三个七窍流血的死婴被齐刷刷地摆成一排,一大群医护人员手忙脚乱地围着婴儿尸体打转,而此刻走廊里婴儿的父母都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抢救结果,他们哪里知道,那昨天还在襁褓里哭闹的婴儿此刻已经沉沉地睡去,并且永远不再睁开那还来不及仔细打量这世界的眼睛。 就在此刻,医院的领导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布:这些婴儿都是正常死亡…… 次日的晚报上,刘佳关于妇婴医院的报道终于还是没有见报,那是因为前夜里辽宁省卫生厅的领导就坐在报社里一直到报纸全部印刷完成。 总编辑默默地站在刘佳的身后,看着那瘦小的背影在接到电话时不住的颤抖。良久之后,那背影开始抽动,一阵轻轻的哭泣声开始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响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医院里再次传出噩耗,又有两名婴儿死在急救台上。 2005年1月23日,一群当年一起和刘佳对此事件进行报道的国家级媒体记者重新来到了沈阳,他们围坐在刘佳的身边,听刘佳讲述起那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 “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其实不是我自己的安危,而是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乃至现在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到底是什么病毒夺走了那些婴儿的生命。只有调查结果显示,那是因为该医院里老鼠太多,咬伤了一名出血热婴儿的脚趾后,把病毒在医院里传播开的。当时医院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老鼠,而那些婴儿的尿布、奶瓶等物品上经常可以看见老鼠的踪迹。我每天回家时首先要丈夫先在家住的小区门口用消毒液给我全身进行消毒,然后再到附近的浴池里洗个澡。而在淋浴器下,眼泪却仿佛比落在身上的水要多!我是一个母亲,我知道怀胎十月的辛苦,更知道为人父母对孩子的疼爱,但我无法保证给我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不知道那病毒是否和我一起回到家中,我只有每天睡在阳台临时搭建的床铺上,而孩子也只好提前断奶。” “当时我家的电话早就被公安局监听,并且我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私下告诉我,已经内定了抓我的日期。我当时特别平静地和丈夫交代了我进去之后的事情,例如如何照顾孩子;如何在我父母前撒谎说我出差等。边交代我边流着泪问丈夫你是否埋怨我?丈夫笑着说:我其实埋怨自己,不是一个记者,否则就可以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当时的辽宁省省长是张国光,据公安局的同学讲,他曾经多次下令要公安局把我控制起来,封住我的嘴,但幸好当时有一批正义的警察,一再强调:我们没有理由抓她呀!后来在那事件过去后,一次和公安局的其他同志吃饭,他们笑着说送我一件礼物,我打开一看居然是当时我的每日行踪,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吃的什么?乃至连我当天穿得什么衣服和从领口看见的内衣颜色都记录在案。” “那事件我给捅到国家级媒体后,卫生部终于派出专家组,并封闭了那家医院。但就在那医院没有被封闭前的一个多月里,我几乎天天是举着一块牌子出现在那医院的门口,牌子上写着:该医院有危险病毒,请孕妇及就医者慎入!一共一个月,我挨了20多天的打,先是那些医护人员冲出来打我,后来见我不走就开始有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来打我,头上的伤口是新伤挨着旧伤,而沈阳市几乎所有的医院都不收留我,最后还是一家解放军医院不听卫生局的邪,为我包扎伤口。后来那十几天,是那些婴儿死亡的家属陪我站在那医院外面,不过值得我欣慰的是一些孕妇终于止步在我的牌子前,没有把自己和腹中的胎儿交到那满是病毒的手术台上,否则恐怕死亡数字决不会只是21个。” “12年前,就在你们这些记者到来的那一天是农历的三九,我一个人赶往车站迎接你们,当时的警方已经知道你们要到来,所以决定在车站对我进行抓捕,我想通知你们,但那时候没有手机,而你们也都在赶往沈阳的火车上。就在那些警察已经向我围拢过来的时候,一支由死亡婴儿家属组成的队伍出现在我的面前,形成了一道人墙,最后那些警察无奈地散开,因为他们毕竟才20几个人,而那支护卫我的队伍竟然有上百人。最后,由于你们的火车晚点,我只好在几名家属的掩护下暂时离开车站躲到附近的小巷里,整整4个小时,我当时都要冻僵了,一名家属给我买了一杯热茶,她红肿着眼睛问我:刘记者,冒这么大的风险,吃这么多的苦来曝光这件事情,你后悔吗?我一低头眼泪流进了水杯里:我不后悔,我只知道,我身上这20几处伤疤和你们所有的家属可以为我作证,我别无所求,只为了能把这事件公之于众,也为了我的职业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真相!” 12年前的这件事情结局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医院全体领导班子、卫生局及卫生厅全体领导班子无一幸免地被就地免职,刘佳所写的5万多字的报道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光明日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媒体转载和播发,而当时公布的婴儿死亡数字却是触目惊心的21名! 此时的刘佳已经不再是一名晚报的记者,由于当时的那次报道加上后来她几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报道,省报已经把她列为“重点闯祸”记者之一,随即将她调往经济部“养”了起来,但就这样,刘佳依然在以一颗平常的心态面对着这个纷乱的世界,所以她才会当着所有来看望她的国家级记者面前笑着讲出当年的故事,而回报她的除了那些记者的安慰之外,就是不断涌出的泪水打湿了一块又一块的手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