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话

年节过了。

过完了年节，人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侃年节。从单位福利待遇、工资兑现、政府的“亮”化工程（真的很佩服这些搞政治的，尤其是当代的、中国的。把个“化”字用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什么“合作化”、“革命化”、“四化”、“神化”、“大众化”、“形式化”、“僵化”、“虚化”、“美化”、“绿化”、“净化”、“亮化”……）、晚会的质量，到过节的准备、团圆饭的制作、年节的味道等等，等等。每个人侃完了，都不由自主地慨叹：“这年节咋越过越没意思了？”“这年节味儿咋越过越淡了！”“这家也没有以前的家有聚合力了！”

接着，就是发古之幽情：

“前些年，一到年节，尤其是过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姑娘小子换新装，连老头老太太都做身儿新夹袄新裤子穿上，亮鲜鲜地出来进去显显。年夜里，鞭炮齐鸣，每家每村都笼罩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家家长夜灯，门大敞四开，孩子们自由地进出，寻伴觅友，彻夜嬉戏。吃过满是亲情的年夜饭，人们开始拜年了。先是自家拜，晚辈的给长辈的拜，长辈的毫不吝啬的给晚辈发压岁钱；天刚刚蒙蒙亮，小孩子们便东家跑、西家串，所有的亲戚家全拜个遍，那个味儿才像过年呐！”

“每到过年，全家大团圆。那个家，几世同堂，几十口，上百口，特热闹，味儿足！”

侃过了年节，社会学家们来话儿了，翻箱倒柜，把老祖宗过年玩儿的老花样搬过来，如数家珍，大谈如今世风日下，年味淡化、亲情淡化、家庭观念淡化，语调中颇像遗老遗少、孝子贤孙般的悲叹古老传统的没落。

年节味儿淡化、亲情淡化都是表面现象，真正淡化的其实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家庭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淡化却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人类始祖为了抗争自然，群狩群猎，聚居自卫，那时的人们必须依靠相互间的无私合作才能赖以生存，所以社会的组合是由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血缘较近的家庭组成的部落。这是恶劣的环境所迫，是适者生存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社会财富有所富裕，人们可以以较小的社会单位来进行生产活动，于是家庭才真正以血缘近亲的形式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然受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对家庭这个社会因子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政治经济学上称“剩余价值”）的疯狂残酷的掠夺，人们不得不以“亲”情为核心，形成集团，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张本集团的实力。

中国的家庭最具规模是在封建时代，那时可以说，几世同堂都有。有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族。在 “红楼梦”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大家庭中几百口人，上千口人的规模，并不鲜见。我们也时常在历史中可以看到株连杀头，动辄就是上百、几百、上千的。在生产力低下，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用家庭这种最原始的群体结构的社会形势，来保证生存，减低生存风险，是遵循了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是必然。

中国家庭能延续几千年不动摇根基，是因为它有一根维系它历久不衰中枢神经——孝。因为家，有了孝，有了孝，强化了家。“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一根无形的绳索，牢牢地系着每一个人，捆绑着每一个家庭。老的居高堂，享孝敬，沉浸在浓浓的亲情中。小的受呵护，承笑膝前，经历着孝道的锤炼。

家庭作为社会的低级单位，是简单的，脆弱的，经不起社会大变革的冲击。每一次自然灾害，社会更迭，家庭就会因之而出现解体现象，就会出现分析、整合、新的支系派生。俗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大略道出了，封建社会最大的动荡，改朝换代与之相伴的战争，大约都在五百年左右。

明了了中国家庭的支柱是什么，就不难理解中国家庭为什么也如西方一样——家道式微了。

“孝”源于大礼教。封建的礼教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被冲击了一下，那些文学先驱之所以成为文学巨匠，大概都是在冲击礼教时冲锋陷阵，功勋卓著者了。在冲击的结果下，有许多年轻人冲破“樊笼”，奔向自由。男的离开“腐朽、没落、封建”的大家庭，投身新的社会；女的则逃离家庭，与人私奔，向封建礼教挑战（谁想到，后来还脱不了家庭的束缚，还得组建自己的家庭，相妻夫而课子女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是受礼教禁锢得太多，受不了封建家庭的那些莫名的家规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看不了那些阴沉的家长们的脸（可又有几人能免得了沉着脸教训下一代的旧方式呢）？不知是不是洞悉或许会触痛一些人的疮疤：当时的年轻人追求自由是后人评说的，有的当事人为了冠冕堂皇些，也如是说。其实，这都不是坦白的。坦白的应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宽松，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这是自私。至于后来竟有了追求自由，反对礼教的光环，只不过是给自己反叛传统礼教的需要，反叛家庭需要，反叛父母意愿需要，是为自己忤逆不孝制造的一块遮羞布，也是革命的需要，是文人的需要，或者说，自己的需要。正因为“五四”的先驱们知道了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动摇了根本，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不稳定，才会有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是“釜底抽薪”、“乱中取胜”的古老兵法的综合运用。如今的街道、乡村的居民调解委员会，不就是为了消除居民家庭、邻里纠纷而设的机构吗？“家和万事兴”多嘹亮的口号！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这才是“修身、治家、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可是，子不孝，妻不贤，家能和吗？这个孝字还是纠缠着你，让你怎么也蹬不出去。子女不孝，仍然受道德约束，舆论谴责，法律制裁。

另一次冲击孝道的是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那次运动是革那些当权派的命，本质上是人的动物本能的暴露，是年轻的动物向年老的动物的社会地位发出的挑战。那时，几千年的礼教荡然无存，比 “五四”要彻底的多。“五四”时，无几人敢谈反礼教，文化大革命时，无人敢谈礼教。孝，自然更不敢言及。为了生存，不，为了政治上的生存，也就是社会地位罢，出卖自己父母亲人的，想出卖自己父母亲人的何止万万千千。那些毅然决然与家庭决裂的儿女们，谁又念及到这个家，这些父母兄弟姊妹情？如果文化大革命不被历史否定，谁会出来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所作出的愚蠢行为忏悔？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党和国家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所有参与者的一次灵魂大洗礼，一次人性大检验。

礼教被批臭了，不臭也淡了。孝道孝心也就无所谓了。老人都可以出卖，何况孝乎？

家，更不是什么东西了。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生活形式在传统生产方式——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里，自然会得到发展，但在传统生产方式受到普遍挑战的今天，家庭的淡化必成趋势。

工业化的社会格局，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代替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朝夕相伴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家庭成员之间因生产活动分工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接触明显减少，赖以维持亲情的家庭观念亦就日益淡薄了。有人说：“岁月是感情最好的稀释剂”，大概就在于此吧！

传统家庭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干活大帮哄，吃饭大锅饭，不能充分调动每个家庭成员的积极性。于是就在六、七十年代流行了“要想过得好，就得分家早” ，“人少好吃饭”的村俗俚语。那时东北的农村，分家蔚然成风。一个组合（家庭）人少，什么都好安排筹划，矛盾也单一，容易积蓄。至于孝“字”，从古到今也抵不过金钱地位的诱惑。更何况什么孝经里的孝道，举孝廉的政举，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一种脸面的人性工程。

农村联产承包，人自为战，家庭的划分更小了。田地少，将田出租，举家流动打工。家庭再一次划分为“父母+子女”这样单一结构家庭的形式。

家庭观念的逐渐淡化，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

试想想，真到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还会有家庭出现？（笑）。

家庭因减低自然，社会风险，为了家庭成员的生存而出现，自然会在逐渐稳定，发达，共担风险的社会状态下走向淡化。

这是家庭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