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腊月二十九的深夜，由于与朋友聊天忘了时间，我不得不顶着寒风步行回家。

　　因为寒冷，因为夜已深，街上已没什么行人，我匆匆而行。接近十字街口时，便感觉更加刺骨的寒冷从四面八方袭来。我裹紧衣服，最大限度地将头缩进衣领，只露一双眼探视平时人来人往此刻正死寂阴冷的街道。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街口一侧居然还摆着一个小摊，似乎还有守摊的人，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借着街灯我看见两张长凳上搭一块木板拼成的临时摊位，摊前坐着一个戴旧式军棉帽子、穿旧式军棉大衣的男人。只见他低着头弯着腰两手紧紧地捂住大衣正在全力抵御寒冷的进攻。是做什么大生意的？竟然为了占据一个有利摊位而这样坐守？我想问问，却又不敢出声，生怕一开口会分损他与寒冷殊死对峙的功力。

　　回到家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我却无法入睡，街口的寒冷像杀手一样令我不安。一大早，我就赶往那个街口，果然那里比平常还要热闹。提篓的、挎篮的、挑担的人来来往往，临时小摊更是一个接一个，糖果、灯笼、气球、年画、花炮……我凭印象找到了那个位置显著的摊位以及那个穿旧式军棉大衣的男人。摊子上摆的五角一付的春联、门贴画，最值钱的也就是一元一张的门贴画，就这竟支撑他为占据一个有利摊位而在寒冷的街口坐守整夜？不由人不佩服。我一边挑选春联、门贴画，一边打量摊主，很快就从他身上找到了昨夜与寒冷对峙的伤痕—青紫的鼻尖、红肿的耳轮，鬓发间残留的不知是昨夜还是岁月的风霜。我掏出十元钱来，“不用找了。”摊主却拿眼看我，我赶紧解释道：“我的钱包太小，装不下许多零钞。”，“那我尽量给你找整的好了。”摊主一边说着一边将装在衣兜里的钱掏出来翻找。看来于自尊的他来说一定无法接受我的慷慨，更别说同情了，“那我再选些东西好了。”摊主却将找出来的钱塞进我手里，笑笑地说：“这个买多了也没什么用处，快回去准备准备好过年啦。”

　　这是发生在我故乡小城的一件事，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每每想起它我还会想起另一件与之完全不同的事来。

　　城市里临近中午的公共汽车站人特别多，下班的，放学的都站在那里候着，每天中午我也会在南门的站台边等候放学的女儿。一天，那里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小男孩，大约五、六岁，脏的棉衣脏的小脸，一人抱了一只碗依坐在站牌的柱脚下，大口地吃饭，却不时将碗里蒜苔肉丝里的蒜苔挑出来乱扔。不远处一位裹着头巾的中年妇女正端着碗向候车的人们挨个讨要。我正思量该给多少，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大喝：滚远些。循声望去，只见才吃过饭的一个小男孩一只手伸着空碗另一只手拽住一个年轻女人的衣角，女人边喝斥边急忙打掉那只拽衣服的脏手。而另一个男孩也举了碗跪在一位衣著不凡的男人身旁不断磕头。心里不禁为那一男一女的冷漠感到郁闷。

　　翌日中午，我一边等候女儿一边想着我的心事，等我注意到那位中年妇女时，她已跪在我的身旁，我慌了，不知道是该先扶她起来还是先掏钱出来，等我掏出钱来扔进她的碗里而她又去到下一位身边时，我才发觉自己心里并没有以往那种隐隐地痛和深深地叹。我记得也是在这个地方，曾有一位两鬓霜雪拄着拐杖的老人，他端着碗无意识地伫立在我面前(或许是我挡在了他面前)，混浊的眼睛仰望着我身后高楼的某处，他看得那样专心以至于忘记乞讨，深陷的眼眶里有一双混浊布满血丝的眼睛，但我分明看到那眼神里透着婴孩初临人世般的纯净和无助……我湿润着眼眶将钱轻轻放进他不自觉端起的碗里，满心的愧疚象一个未尽孝道的孩子。而现在面对中年妇女的跪地乞讨，我只感到惶惑，对那四肢健全、看上去体健却携子乞讨甚至屈膝下跪乞讨的中年妇女的惶惑。

　　几天后，我在车站张望孩子过来的方向，看见两个小男孩中的一个正端着要饭碗追逐那些看上去要比他大一些的女孩子，女孩们只是躲闪，小男孩东逐西追，正在此时，也不知女儿从哪里奔来一把将我抱住，直往我身后躲藏，“妈妈，妈妈，我怕，我怕。”我转过身，另一个小男孩端着要饭碗站在面前，“妈妈，我把冰淇淋都给了他了。”女儿呜咽着说。“你……”我看着那男孩不知说什么，他却嬉皮笑脸地冲我说道：“阿姨，给点儿钱嘛。”我愤怒了，猛地大喝一声：“滚。”

　　长久以来，这两件事都在我内心纠缠。我不知道，那个坐守街口的中年男人是否能够依靠自己顽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过上温饱无忧的生活，当他年老再没体力和精神劳作时，他会不会迫不得已拄着拐杖端着乞讨的碗一如曾经无意识伫立在我面前的老人那样？而那位不顾尊严下跪乞讨的中年妇女她是否真的已经走投无路？那两个五、六岁就学会了死皮赖脸的男孩，幼小的心里有着怎样卑劣的人生观？他们长成以后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如果将来他们讨得了衣食丰足的日子，他们是否会善待那位带领他们乞讨的母亲？这一切我都无法知晓，我只知道岁月在流失，人生在更替，身边的人们都在为了生活不断向前，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