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话题系列——消除贫困

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消除贫穷国际日”。

2000年千禧年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曾共同制订一个目标——“在2015年前，将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数目减半，让全世界儿童均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制止艾滋病蔓延”。

2001年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又通过一个新的旨在结束最不发达国家继续贫困化的十年行动计划。

消除贫困一直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近年讨论的重要议题。

今年联合国却无奈地宣布：消除贫困行动宣告失败。

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无时无刻不在与贫困进行斗争，无时无刻不在与贫困的命运抗争。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聚居人口只有三万五千。

藏语里，杂多意谓石头和上游，这儿海拔高达四千多米，终年积雪。

这里居住的是康巴支系的藏族牧民。

衣食住行主要靠饲养牛、绵羊和山羊。以其毛皮做衣服、帐篷，以其奶汁制成各类乳产品，如酥油、乳酪、奶茶等；牲畜亦可成为肉食。

没有电，这里就没有工业甚至加工业，这里生活的形态还保持着自产自食自用的古老原型；雪灾频繁。牧民总结为：“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十年特大灾”，牲畜大批饿死或冻死，牧民失去生活所依；

雪盲是当地的常见病，极强的紫外线反射下，牧民的眼睛很容易受到伤害；

冻疮令他们又痛又痒，严重的更会导致皮肤溃烂，以至其他感染。

这里缺医少药，牧民就这样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生活。

这是一种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就如我们知道的许许多多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样 。

国家和许多国际国内的民间慈善组织曾多次向杂多县灾民发放粮食、药物、燃料。

组织牧民在草场上建设围栏及人工种草，提供牲畜，发展社区环境和经济。

还教牧民们识字，以便加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

培训牧民防疫，使牲畜能够抵抗各种疾病与灾害。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雪域高原上的壮美奇景，但谁能想象得到那里贫苦百姓的生活艰难。

他们的一切都依赖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的牛羊。

他们很少接受水的洗礼，因为那里是高寒山区，有水的季节是吝啬的。

他们身着的长袍虽然褴褛肮脏，沾满粪便，但袍底下的那颗心却是热的。

他们所接触的世界除了牛羊，就是天上的鹰鹫。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面带笑容、抗争命运、挣扎生存，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佩。

“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山西吕梁地域封闭，表里山河。

吕梁山贫瘠的沟沟壑壑里掩藏了多少人们看不见的穷困与贫瘠。这里的贫穷不是一个县一个乡的问题，吕梁共辖13个县市，有10个县（市）需要扶贫扶持，还有73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

这片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土地脊薄，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发育程度低，人口素质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要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落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靠天吃饭”， 小农经济的粗放、盲目管理，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相适应等等，使这里的人们很难解决温饱问题。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莜面考老老还有（那）山药蛋。”歌里唱的是交城，这也是吕梁许多贫困农民的生活写照。据说，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深入吕梁山区，来到临县林家坪镇马罗塔村视察，看望特困户，来到村里一户人家，在简陋飘摇的土窑洞里，回总理关切地问老两口：“为什么不养鸡啊？”老人回答：“我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得起鸡？”
在吕梁当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行进，举目四顾，总能看到连绵不尽的土黄色山峦，几十孔窑洞零散地分布在山腰，生活在山青水秀、物产丰饶环境里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祖祖辈辈生活在如此边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

吕梁穷，贫困问题又集中反映于占人口总数80％的当地农民。辈辈种地代代穷，地还是这地。逢上天灾，温饱也成了问题，一年很难吃得上细粮，只能以粗粮度日。住着破烂窑洞、行路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这些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的方面，在吕梁山区都成了一道道很难跨越的坎。
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吕梁全区列入扶贫攻坚范围的贫困人口有113,1万人，经过多年苦战攻坚，如今已经有83.91万人初步解决温饱，除去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口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在正常年景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黔东南的麻江、凯里地少贫瘠，农民食不果腹。可也就在那里，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农户改善了种植结构，不仅种粮食，还种魔芋，种果树，种生姜。他们瞄准市场，掌握市场行情，使自己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这里的一个农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光要政府的救济，或者是到外边去打个工，不是说不能活下去，也不是说挣不到一些钱，但是孩子今后怎么办？我是想给孩子们找出一条路，让他们今后能靠自己生活下去。

简单，明了，不加任何伪饰的话，听了真让人从心底发出想要哭的那种感动。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给孩子开辟出一条生活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对家，对家乡，对脚下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之情，这就是我们消除贫困的希望所在。

当我们的贫困人群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我们的祖国，一个贫困的国家并没有忘记他们。下面一些资料也许会帮助我们了解国家在消除贫困上所走过的一段艰难之路。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

1986年国家出台了明确的扶贫政策，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级的部门内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来管理一个新的项目，该项目每年向300个国定贫困县提供40亿元资金。
　　

此后又启动了一个扶贫贷款项目来扶持县里的国有企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以工代赈项目，以前重点是道路和饮用水，这次旨在促进长期生产力增长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80年代末，财政分家，将预算支出与当地财政收入进一步挂钩，使几乎所有的贫困县陷入了预算危机。贫困地区的地方官员将专项投资资金挪去支付固定开支项目，比如说给政府干部发工资。投资资金和贷款通常都“流失”到了县营企业，也不管项目的预期回报率的高低；有了现金流入，政府官员就可以将资金转入县的预算（通过费和汇款或纳税的形式）帐户上或者将财政负担转强加给企业（比如说让企业接待客人或支付差旅费）。投资所在地得到贷款的贫困农民很少，即便他们得到贷款，也比非贫困地区的农民所得到的数额小得多。农民意见很大。在1996年9月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决定将贷款的重点转到向贫困户直接提供贷款上来。

1986年以来，国家差不多拨了1000亿用于缓解贫困。

中国的扶贫努力及快速的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的贫困面貌。按中国国内的贫困线估计，过去20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从1978年的2亿6000万下降到1984年的12，800万。80年代末一度减少趋缓，90年代贫困人口数又开始迅速减少，到1998年为5000万人。改革期间，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很快，1978年为32.9％，1984年15.1％，目前为6％。
　

经国务院2002年批准，国家在中西部21个省（自治区、市）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了592个县，作为新阶段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县占全国总县数的比例超过20％，有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左右。

1978－1998这20年间，处于国民收入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从2亿5000万（占农村人口的30％）减少到5000万（占农村人口的6％）。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基础上，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若按国际上“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来算，农村仍有1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这部分人的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更难以脱贫。
过去由于贫困的发生面比较宽，通过总体经济的增长和大范围的瞄准项目就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换句话说，过去的扶贫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划定贫困县的经济开发项目，而不是贫困户。当前，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在华北，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内地省份，往往整个整个的高山社区都是贫困人口。最贫困的户一般都负担系数高，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不佳或者是有其它的困难，境况很糟糕。众所周知，少数民族人口和残疾人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奇高。消除贫困需要调动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障、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部门的力量通力合作，同时解决收入贫困和人文贫困的问题。

无怪联合国的官员对消除贫困都失去了信心，看看我国的消除贫困工作，这么些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觉得这个工作任重而道远，真不容易。

过去有人说，向善之心，人人有之。其实，向富之心，也是人人有之。

末了，画蛇添足地加一句：亲爱的父母官们，人民的公仆们，你们再不要与民争食了！尤其是那些贫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