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无奈

《知识产权法》实行日久了，但音像、图书市场盗版非但没有遏制住，反倒有发扬光大的趋势。今天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古城书市，这个书市已经连续办了九届。和往年一样，上市的书店，除了新华书店之外，多为盗版制品。但盗版制品摊点前的读者趋之若鹜，新华书店前的顾客倒廖若晨星。无独有偶，在火车站地下图书专业市场中，从事图书批发、零售业务的书店不下几十家，80%以上是盗版、盗印的书籍；大街小巷书店、音像店和流动的图书、音像摊点，兜售的也多是盗版制品。图书、音像如此，计算机软件市场比这还要严重。

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一言以蔽之，正版图书、音像、软件制品定价偏高，这是导致盗版泛滥的根本原因。

正版高的离谱的价位，是使得读者、观众大力“支持”盗版的最直接原因。以书为例，现在到书店买书，不用多，选两三本书，没有百八十块钱是买不走的。如此高额的定价，使得爱书者望书兴叹。而同样的书，在盗版书店买，可能只需要付出正版书三分之一或更低的钱，就能买到。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书商将一套36本三联版的《金庸全集》以80元的价钱卖出，而这套书正版定价在600元以上。另外，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日渐提高。过去盗版书通过铅字排版，粗制滥造会使错字连篇；但现在的盗印者通过激光照排的方式，甚至直接用扫描的方式全部复制正版书纸型，然后胶印，除了用纸、用墨不同，内容上没有任何区别。爱书者多是穷人（正所谓富人不买书，穷人买不起书），盗版书如此价低，且内容不影响阅读，何乐不为呢？有了这个买方市场，盗版制品才更加猖獗。

居高不下的正版定价，使出售盗版、盗印制品的制造和销售商有巨大的利润可图，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盗版“卖方市场”。盗版制造者不用付版税，省却许多环节，直接将产品拿到机器上制作，成本大为降低，这是盗版制品价格低廉的先决条件。与正版制品相比，销售商可以用“以斤论价”的方法得到大量图书，而不用像销售正版图书时按码洋折扣的办法进货。期间的利润，巨额无比，销售商受这种利益驱使，更不管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也不论产权持有者和国家是否有损失，而只管自己赚钱了。

有买方市场、又有买方市场，但这种损害国家、损害知识产权持有者权益的盗版行为，却是不应该存在的。作为管理部门，文化、新闻出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查缉盗版负有直接责任。虽然管理部门的职责如此，但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支执法队伍真查缉过盗版。究其原因，力度和利益是主要的。执法部门对这些没有直接危害社会，没有直接扰乱民众生活的违法事件重视不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其次，执法部门也难逃一个“利”字。查缉盗版，如果盗版内容不涉及政治、法律等其他问题，处理办法一般为罚款。而罚款很有讲究，即不“罚死”，而“罚活”。这次罚了他，他更变本加厉的来挽回损失，形成恶性循环；执法单位也通过屡次罚款，获得不少的经济收入。这种地方保护，使得“打击盗版”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

有人说站在国家和版权持有人的角度讲，盗版贻害无穷，但对民间却有好处。那就是在昂贵的“文化载体”流行时代，通过一个不正常的渠道，普及了知识，提高了社会的文化素养。这是文化事业最无奈的事情。这个看似有理的论调，可千万不要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严格执法是必须的，但却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在高额的利润之下，采用“堵”的办法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盗版。只有版权持有者、出版商、分销商、零售商们少赚些读书人的血汗钱，读书人才会自觉使用正版制品，这种“疏”的办法，才是最有成效的。200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