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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死：制度之祸 前些日子写了两篇关于学生伤亡事故的帖子。帖子还正鲜着，又有学生伤亡事故发生。陕西安康汉滨区初中部初三（2）班学生周某由于在前些天被评为班上“最差”学生而服毒身亡。正在公安、教育部门对此事忙的不可开交时，辖区恒口镇草庵中学初二（2）班的学生程某，因经常违反校规，被家长领回家后在家服毒身亡。这两起事故，都是和学校有直接关系。每年这样的事情都会有发生。花季少年，正当年华，却落得个魂归天外的结局。家长悲，社会痛。学生和死亡，无论如何是不能划等号的。但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 中小学生首先是孩子，然后才是学生，这是常人都应该明白的。既然是孩子，我们就应当以看待孩子的眼光看待学生。但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客观的规律办事，用一种对待成人甚至是超长人的方法对待孩子，拔苗助长，使其过早夭折。每所学校都有管理学生的制度，且多如牛毛。通过制度管理孩子，这是管理方法上的进步。但是，这些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孩子的天性？却没有人来考虑。只一味要求学生遵守纪律、好好学习、按时完成作业、不打架、不骂人，不扰乱课堂秩序等等。这些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有其不合理性。最大的不合理在于没有考虑其约束的对象。比如“不打架”这一条，什么叫打架？孩子下课打打闹闹是不是打架？而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动，打打闹闹在所难免；再有，“不扰乱课堂秩序”。老师讲课学生不能出声，不能走动。而一节课30-45分钟不等，常人禁锢这么长时间尚感难受，何况小孩子。但学校不管这些，这些制度定了，就得遵守。如果违反了，那么就是违反校规，就会被定性为“差生”。这是其一。 对学生的评价制度有问题。人还是胎儿的时候，他的个体差异就已经显示出来。出生之后，父母不同，家庭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同是学一门课程，听同一节课，学生与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同，掌握知识的深浅、快慢都是不同的。因此，教育教学工作中，必须考虑这种差异。我们目前对学生的评价制度，仍然停留在以分数定优劣的水平上。虽然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进行了多年，一些地区和学校不再使用分数排名，只按优良可差划分等级。但那只是把分数换算成了优劣等级，仍然没有脱离旧方法的窠臼。这样一来，学校和班级依据分数划分学生类别，将一些学生看作“尖子生”，而一些学生则是“差生”、“后进生”。这还不算，还要拿到公开栏里展出，让全校师生知道谁好谁差。这种评价方法评价出的“好”学生显然更愿意这种方法，而“坏”学生简直无地自容。如果那个所谓的“差”生碰巧自尊心较强，难以接受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的事情，就难免寻了短见。这是其二。 其三，对教师的评价制度也有问题。我们常常把学生比作教师工作的对象，比作教师教育工作的产品。我们对教师的评价方法，就是看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否合乎学校的管理制度，看教师工作的产品是否质量合格。在这种压力之下，教师往往把学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无论通过什么办法，我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了，学生都像顺毛驴一样温顺、安静，不调皮捣蛋，不惹事生非，就是我的工作成绩。当然，把学生情况当作评价教师的主要因素没有错误，但关键是定一个什么评价的标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教师工作质量优秀？教师的工作已经非常艰苦了，但针对教师的评比、考评等多如牛毛。这种评比有多大的价值，被评为优秀教师者在当前情况下是否能够起到典型带动作用，这就难说了。而且这种评比由于指标限制，往往成为教育系统不正之风的策源地，是否有普遍意义，更难说了。 我的“三段论”写到最后，想起张献忠入川的故事来。传说张献忠入川，杀人无数。但他杀人有一个“有趣”的办法：在街上拉一道绳子，今天不高兴，比绳子高的路人全部杀掉；明天不高兴，比绳子矮的路人全部杀掉；第三天，和绳子一样高的全部杀掉。张献忠是个封建军阀（文明点叫做农民起义领袖），他规定一个标准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那可是杀人，而不是教育人。如果是杀人，可以用一个标准，因为杀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教育人，就不能用杀人的方法了，因为被教育的人最终的目的是活着，活着的人是不能千篇一律的。如果杀人的方法被拿来教育人，只能是制度之祸了。 2004年9月30日 ※※※※※※ 春色三分，两分流水，一分尘土，不是扬花点点，是离人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