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仇恨到几何

我们的一生大多数时间生活给别人看。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不惜用尽自己的精力，博取旁人的一声赞美。在这声赞美的背后，有多少辛酸血泪，并没有人关注，甚至自己也不再考虑。而只在乎那徒有的赞誉。这是柏杨先生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的有力佐证之一。

鲁迅先生一生穷困潦倒，不修边幅。传说魏晋时期如“竹林七贤”等人惯于着装自由，一次来反抗污浊的社会。鲁迅先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有人劝他，何不去做新长衫，理齐头发，那样别人看了也舒服。鲁迅先生粲然一笑，答了很幽默的话：我花钱，别人看了舒服，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太亏了。鲁迅先生之所以为战士，就在与他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但鲁迅先生是男人，所以每人奈之若何，是女性则不可避免的有人要“奈何”她了。

阮玲玉1935年妇女节那天服毒自了——当然这和多少年后张国荣在愚人节自杀性质不同——她留下了一封并不长的遗书，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词是“人言可畏”。这个四字成语浓缩了我们的旧传统加之于女性身上的所有仇恨。说社会仇视女性，一点都不过分。旧传统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男人戕害女人的历史，是男人施暴的历史，是女人受害的历史。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三寸金莲”，从“糟糠之妻”到烟花柳巷，从贞节烈妇到红颜祸水，哪一条都逃脱不掉男人戕害女人的罪证。由于男人是社会的主宰者，自然男人的价值观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规律——这本身就是男人压迫女人的例证。阮玲玉死于社会的仇恨。

阮玲玉的遭遇不是个案，而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有阮玲玉遭遇的人何止千万！流亡法国的中国女艺术家潘玉良也是其中之一。潘玉良走了一条孤儿——雏妓—小妾—艺术家的路。看这几个词连缀在一起，你就能想象到她个人的生活不可言说的艰难。而这种艰难，还是来自于社会对新女性的仇恨。她的舅舅因为抽大烟、出入于青楼妓馆败了家，以200元大洋的价码把她买到“怡春园”做了卖笑女子。女人到了这个地方，她的地狱生活便开始了。也亏遇到了潘赞化，才救她出妓院。出了妓院，却并为出牢笼，只不过从一个小地狱进了大地狱。她的经历时不时像长在她身上的伤疤一样被人揭起，痛苦难当。几番遭际，使她认识到，“在中国，没有我做人的那天”！她不得不远去巴黎。社会对她的仇恨，使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致于在巴黎见到自己的学生都不敢相认，害怕中国人再揭她的伤疤。潘玉良的流亡，不在于她个人，而在于旧传统社会观念对她的仇恨。不过这种仇恨在潘玉良身上有了成效，就是通过压迫一个新女性，使其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美术家。当然这种结果只是个案了，因为不是每个女性都有潘玉良的烈性，逆来顺受者还是多。

我国的历史号称世界最悠久。但也正因为它悠久，养成了一种养尊处优、怡然自得的脾性。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包括这社会对新事物的仇恨，就像一辆疾驰的汽车，凭惯性也要向前猛冲。何时它停下来，很难说。然而这种惯性越久，像阮玲玉、潘玉良这样受其伤害的人便也越多。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