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大饥荒。
那时我刚好八岁，家还在东北最美丽的城市——大连。只记得饭桌上突然少了雪白的米饭和暄暄的大馒头，频频出现了掺着红红绿绿的剁碎的白菜和萝卜的玉米面窝头，开始，还当新鲜吃得挺起劲，吃着吃着就不愿再吃了。再后来竟吃上了玉米秸秆磨成的淀粉。那是连牲口都难下咽的东西啊（如今喂牲口都得经过发酵处理）！周围的人们个个吃得胖胖的（现在知道那是水肿）。那东西不仅吃时很难咽下去，大便时的痛苦就更是非人所能经受得了的了。当时的医院，人满为患。绝大多数是治疗浮肿和肠梗阻的。看到病人胀的欲爆的肚子和听到病人排便时的痛苦的号叫，我的幼小的心，实在是承受不了的。那时满街晃动的都是无力的身子，黄黄的脸。那时的我，做梦都想，如果吃上一顿白白的米饭，不，哪怕是啥也不掺的玉米面窝头也好。
   为了减少城市的压力，政府开始遣散居民。因为我家是“历史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被下放到北大荒。从此永远离开了我最心爱的故乡——大连。
    后来才知道，那场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
    据说，那场大饥荒是因为还苏联的贷款造成的。有人亲眼看见成车皮的水果或罐头因对方检查不合格而被推入大海。有人说，大饥荒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可翻翻1959——1962年期间的记载，中国的自然灾害并不十分严重。仅就我当时到北大荒所见即可略见一斑：踏上北大荒的土地正是仲秋季节，田野上一片丰收的繁忙景象。我曾经好奇地跟在路旁翻地的拖拉机后面奔跑着，享受着大人们给我灌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但我感到费解的是，我们这些人在城里被饿到乡下来，可这里的人们却毫不吝惜地将还挂着玉米的秸秆碾倒在地，翻进土里。问随行的大人，他们说这是为了要创什么翻地记录。
    粗看，三年大饥荒（其实何止三年，只记得我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摆脱饥饿的阴影）似乎是由于食品的短缺造成的。这些年人们也已经接受了诸如“自然灾害”、“食品短缺”之类的结论。可如果细加琢磨，我们就会产生许多疑窦：为什么全国几个人口大省饿死人多，而东北、西北饥荒就轻得多？饥荒为什么大多集中在农村？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教授在他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中认为：饥荒更可能是由于权利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我想，森在这里所指的权利不外是一个人拥有能够交换食品的物品的能力，拥有能够换取食品的生产能力，拥有能够换取食品的劳动能力，拥有能够换取食品的继承或馈赠的权利等等。从阿玛蒂亚·森的饥荒成因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年大饥荒是因为权利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是一场不可推卸的人为责任。
    政府分配机制中，首先存在对城市居民保护和对农村居民歧视的政策不公。这其中又带有对工农兵人口优待和对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严重歧视的人权不公。政府把这些异己分子及其家属流放到农村，加重农民负担，任其这些人自生自灭。农民生产的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最大可能地用来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而农村则歉收要交够公粮，丰收要多卖购粮。盈缺自己安排，政府很少管。其次，政府的配给限制了市场交换。那时 ，生产再多的产品也不允许拿去换取食品，或拿食品换取其它产品。否则，就违法。你有天大的能力，海大的肚量，每月只供给你二十至四十余斤粮食。再多吃，只好剥削你自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了。
    “59——62”大饥荒基本就是农村现象。由于政府的干预和权利分配的不公，导致了安徽、山东、四川、河南等农业人口大省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饥饿或因饥饿而死。城市人口由于政府采取了低价粮食补贴和流放了异己人口而使非正常死亡率大大降低。
    当然，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有政府中的官僚作风和浮夸风的盛行。泡沫政治导致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导致了政府对粮食存有量的错误估计，使政府在大饥荒面前束手无策。
    面对新世纪，正视恶化的自然环境，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沉重负担的农业大国，更应该未雨绸缪，尽量将灾难降低到最小程度。现在，人们对三年大饥荒已经有所认识，如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对粮食部门的彻查和对统计部门的立法管理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前事之师的效果。但要真正解决十三亿人口的饥荒问题，使历史不再重演，政府确实任重而道远：
    1、政府的分配要公平，公民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
    2、政府要保证统计信息的准确无误，杜绝浮夸，力求实事求是，对浮夸虚报工作者不仅坚决罢黜，还要绳之以法。
    3、政府要把度荒的重点放在培养饥民换取食物的能力上，由原来救灾的输血救济转向造血救济上来，使百姓无后顾之忧。
     4、加强各国间粮食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农业尽快与国际接轨。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千万记着：历史常常惊人地重演，但历史重演常常就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