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钱的冤案

　　我和妹妹是双胞胎，长得酷似，但我俩的性格却大不相同。我属内向、文静型，妹妹是外向、活泼型。也许是先天的原因，妹妹长得比我强壮，无论什么事情她处处走在我前头，这多少让我有些忌妒。

　　小时候，妹妹有钱存不住，不是买冰棍，就是买糖果。每月她的零花钱很快就花光了。因此，她常常向我借钱花。每当这时，我都特别自豪、得意，甚至故意端着架子拖延时间。她借钱买回的冰棍总要让我咬一口，买回糖果也要给我一块，就算是还息吧。

　　我呢，却特“抠门儿”，每天五分钱的零花钱和每年的压岁钱都攒起来，不轻易花。开始，姥姥用小花布为我缝了个布口袋，一端用线一系，这就是我的钱口袋了，每天拿在手里乐滋滋的。后来，我用这些零花钱买了一个小房子型的存钱罐，每天向“小房子”的窗口里投币，我的小房子越积越满，我成了家里的“小财主”。每天我总要摆弄一下这个小房子，就像个守财奴，听那硬币哗啦啦地响，从那响声中得到许多快乐。

　　平时，我还总喜欢放几个硬币在裤袋里，那样走在路上，硬币丁当乱响，觉得很神气。那时，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进裤袋里，看看硬币是否安好。一日，我起床一摸裤袋，咦，少了一枚五分硬币。我掀被子，揭枕头，仍不见它的踪影。我猜测这一定是妹妹零花钱用没了，从我这里拿走了。我气哼哼地劈头盖脸向妹妹嚷：“把我那五分钱还给我！”正在刷牙的妹妹一头雾水楞在那儿，一手拿着牙刷，一手端着水杯，嘴里吐着白泡沫说没拿。我认定是她拿走的，不依不饶地非让她把那五分钱交出来。妹妹说：“不信你翻我兜。”我还真动手将她的衣袋、裤袋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翻出来。“哼，你肯定把它藏起来了!”我就像“疑邻窃斧”故事讲的一样，怎么看都觉得是妹妹拿走的。妹妹哭着辩解，说我冤枉人。

　　过了些日子，妹妹扫地时从床下找到了那枚五分硬币，还给了我。可我还硬说是她偷走的，只是因为被我发现了，才故意放在床下的。妹妹委屈地大声哭号。

　　事情过后没几天，妹妹就把这事忘了，像没发生过一样，一如既往地大手大脚花钱，买回好吃的东西仍分我一份。可我从那以后，却再也不借钱给她了。

　　直到上了高中，长大懂事了，我才明白恐怕十有八九是冤枉了妹妹，因为我们家包括妹妹一贯诚实，并且从未有不经允许就动别人钱物的习惯（即使是对家人）。退一步说，就算真是妹妹拿了，我也不应该那样伤害妹妹。爱面子的我竟没有勇气对妹妹说“对不起”，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再提起，可我内心却在谴责自己懦弱、偏执、狭隘。

我背上的十字架越来越沉重

　　我和妹妹经历了１０年寒窗苦读，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地挤上了“独木桥”，双双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我踏进了重庆大学，妹妹走进了河北大学。

　　车轮缓缓启动，我的心无助地下沉。朝夕相处１８年，一旦分手天各一方，真是难分难舍。妹妹的泪水充盈了眼眶，我的眼睛也模糊了．．．．．．咸涩的泪水流进我的口里，浸入心中，滋味难表。

　　从小在妹妹的保护下，学校里的同学没有敢欺负我的，上了大学，我仍离不开对妹妹的依赖。８０年代初通讯还很不发达，我们彼此之间靠书信联系。刚到重庆上学时，人生地不熟，生活习惯也不同，妹妹就经常来信安慰我，给我讲她们学校发生的新鲜有趣的事。那时我对信封上的图案特感兴趣，妹妹就在同学中收集，攒多了就给我寄来。有时，她还寄来我爱吃的小食品。

　　上大二时，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英语竞赛。备赛时需要一本《历届研究生英语考试试题大全》，我跑遍了山城的新华书店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写信向妹妹求援。

　　妹妹接到信后，为我到处找寻。学校周围的书店没有，她又到远处的书店去找。当她买到了我要的书，坐末班车返回学校时，学校的大门已经关闭。妹妹从两米高的围墙上翻过去，没想到，当她落地时，脚下不稳，摔在了地上，造成右手骨折。妹妹托同学把书寄给了我，她摔伤的消息一直对我封锁。

　　在学校英语竞赛中，我获得了系里第一名的成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妹，可是，好久没有接到她的贺信。奇怪，按妹妹的脾气秉性，她不会没有音信的。我又写信，问她是否接到了我的信，为何没有回信。—个月后，终于接到了妹妹字迹歪歪扭扭的回信，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好成绩是以妹妹的伤痛为代价的。那次获得的奖品一直压在柜子里不愿拿出来，那次的荣誉我再也不愿提起。

　　大学毕业前、我们班到北京实习。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妹妹。妹妹回信说，重庆到北京的火车途经保定，到时她要到火车站看望我。那天妹妹怕错过与我见面的机会，她没有坐头班车，而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凌晨４点钟就摸黑从学校出发了。早晨６点２３分，火车才晚点抵达保定火车站。

　　三月底的北方乍暖还寒，头上围着围巾的妹妹，鼻尖冻得通红，她从火车头一直找到车尾，终于找到了我坐的最后—节车厢。我带了一些四川特产给她，没想到，妹妹扬着脸双手举着比我给她的包还大的—包东西递到车窗里，包里有鱼皮花生、豆子、话梅、蜜饯、夹心饼干等我爱吃的小食品，还有纱巾、发卡、毛衣等日用品。妹妹说，北方风沙大、天气凉需要这些东西。老师和同学们都羡慕我俩如此深厚的手足之情。

　　火车只停留了１３分钟。相见的喜悦刚从心里掠过，分别的苦涩又渐渐洇来，抑制不住地，我又想起对妹妹的歉疚。望着妹妹冻得通红的脸，我的眼睛湿润了。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名教师，妹妹成了一名记者。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接触外界广而多。快人快语的她常常给我讲外面精彩的世界，风风火火的她也常拉我去看演出、跳舞和郊游。我借她的“光”越多，越觉得对不起她；欠她的越多，越有—种罪过感——曾伤害过—个幼小心灵的罪过感，也就越想用各种方法去赎罪。有时我想，妹妹对我恶一点、坏—点，我心里可能会好受一点，心债的包袱就会减轻一点。

　　我只觉得债越积越重。

还债不再有机会

　　自从我明白自己制造了那起冤案后，就一直心怀歉疚，寻找还债的机会。我愿为妹妹解决些困难，承担些烦恼。当我看到妹妹那张秀美的脸露出笑容时，我心中就会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当我看到妹妹那张熟悉的脸颊现出疲惫焦虑时，我心中也会乌云密布。

　　人们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特别是双胞胎之间的这种感应更灵敏些。这句话果真应验。

　　那年冬天，妹夫到意大利考察，妹妹也为采访的事忙碌，谁也顾不上家里的孩子。因为我的工作相对稳定，时间充裕些，我就把她三岁的儿子接到我的家里。小家伙与我的女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那天晚上，我把他俩哄睡了，看着两张熟睡的小脸那么可爱、天真，不由得涌出一种爱怜，还莫名其妙地搀杂着一股酸楚的味道。

　　我打开电脑，想完成我那篇只差结尾的文章。可是，在电脑前，脑子一片空白。半个小时内盯着屏幕，眼睛都看花了，却只字未能打出。突然，我心里烦躁不安起来，不停地拍打着键盘发泄。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不知怎的，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抓起话筒，我的腿开始发抖、发软。原来妹妹出了交通事故，她是从山区采访回来的路上，出于天黑、路滑，汽车翻进了山沟里。

　　我直奔医院。妹妹躺在病床上，惨白的脸上残留着血迹，皱着眉，闭着眼，床头吊着药瓶。我直扑过去，一把拉住妹妹的手，哭唤着妹妹的乳名！妹妹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喊，她竭力想睁开眼睛，可是沉重的眼皮最终没有睁开，眼角却滚出了泪珠。“妹妹！”我号陶大哭起来，全然失去了往日的斯文。

　　“立即手术!”是医生急迫的声音。我用颤抖的手在“家属签字”—栏内内写上了我的名字。妹妹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的大门毫不留情地关上了——我预感到它要把我和妹妹分隔在两个世界。

　　手术室的门哐一声打开，我只听到医生说“死亡”两个字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再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上午。我躺在病床上，周围是一张张熟悉的、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我失声地喊着“妹妹，妹妹!”——妹妹再也听不到了！此时的我，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妹妹的生命。

　　我欠妹妹的债，要用我的—生去偿还。老天爷为什么不肯原谅我，偏要夺去妹妹年仅３２岁的生命，不给我还债的机会，让这五分钱冤案的内疚，撕扯我的心，折磨我的灵魂！

　　妹妹已经悄然远去，可是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却愈加清晰：伸出小手借钱时那期待、祈求的眼神，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递给我时的表情，举着冰棍往我嘴里伸的情景；还有那委屈的小脸挂着泪珠的样子……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每年妹妹的祭日和清明节，我都要到妹妹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摆上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妹妹在天之灵能否原谅我的过失?

　　我欠妹妹的这笔感情债，是无法偿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