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跟屁虫（上）一一闽南之行（六）
安海搬到永春，我终归是长大了一点，大脑中有了房子的记忆。
记得那是一座四面八方都有围墙的华侨大宅院，从大门进去，往右是一栋二层楼房，楼房的左边也是一栋二层楼与它相联，后来听哥哥说大院内总共有四十多间房子，曾作中学用，难怪大坪里有高低杠，有沙坑。
房主男的叫付伯，女的叫付婶，还有一位较年轻的女人叫阿珠，大宅院就是阿珠的。
阿珠的老公在南洋，据说那男的在国外早就有了妻小，可是国内的父母非要儿子回来讨房媳妇不可，于是那男人不得不回国讨了阿珠，以后便一去不再回返，十几年后留下阿珠独守空院。
我们家就租了阿珠的两间房子，阿珠却打开好几间房给我们家用，她并不缺钱，而是缺伴。
后来听姐姐说阿珠也不想要大宅院，一直闹离婚，不知离了没有。
楼下的走廊里有一口井，楼上楼下共用。提水时楼上的不用下楼，因为楼上走廊里正对着井的地方有一个井口，井沿高出二楼的走廊两尺多，井上空架了一个滑轮，两只打水的铁桶轮流的上下提水。
我亲眼见过，有一次，姐姐在楼上猛地将水桶往下一放，“嘭”的一声打在一位老头儿的光头上。
那老头儿抱着脑袋摇摇晃晃起来，口里哇哇地叫着。付婶急忙跑出来帮那老头儿揉脑袋上的大疙瘩，并连声说对不起，她们刚来不知道。姐姐才逃过了一顿骂。
就在这样的一个大院子里，我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童年生活，而这段生活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要数哥哥了。
在家，哥哥是老二，我是老三，我比哥哥整整小了十岁。所以当我三岁，哥哥十三岁时，我就成了哥哥的跟屁虫。
其实贴切地说，我是哥哥的保镖，哥哥的上帝才对。
每当放学，或是周日假期，哥哥只要带着我，上天入地都自由，家务则是妈妈与姐姐没完没了地做。
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别委屈着我，否则母亲会拿着小竹条子把哥哥打得躲在门后边半天不出来。
有一次，哥哥与同学在围墙外的一个大坪里学骑单车，我在一边看着，好羡慕好羡慕的。当哥哥要我坐上去，他用单车载我时，我甭提有多高兴了。
哥哥让一位同伴将我抱到车的后座上，他双手扶着单车，左脚踩在车的脚踏上，右脚在地上一蹦一蹦地送着车走，然后一翻身上了车。
这单车没往前走，却就地打了个转儿，而后倒了下来，哥哥没摔着，我却滚西瓜似地到了地上。
我自然是抱着头大哭起来，吓得哥哥直哄我，说要带我去掏鸟蛋煮着吃，我才破涕为笑。
这惊险的一幕，早已被悄悄站在二楼窗口里的母亲看见了。母亲带着姐姐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绕过围墙直奔而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
她和姐姐一边翻开着我的头发查看着我的头皮有没有伤痕，一边将哥哥狠狠地数落了一顿。
这一次，母亲没有打哥哥是因为我没有哭，否则哥哥的那一顿竹丝炒肉是少不了的。
我的没哭换来了哥哥的说话算话。
第二天，哥哥带着我，找了几位小伙伴，来到了大院右边的一棵大树下，大伙儿抬头一看，树上有两个鸟窝。
当地的小伙伴们是上树的能手，要不是在大院内，这树上的鸟蛋早就被掏了，也等不到现在。
孩子们象猴子一样很快就到了上边，他们欢快地叫着：“有好几个蛋呢！”，不一会儿，便将窝蛋全掏下来了。
哥哥让几个小伙伴在围墙边架个小灶，捡些干树叶树枝，命令我回家拿热水瓶盖来做锅子，还说我的目标最小，行动方便，母亲不会发现的。
我一路小跑的到了楼上，当着母亲的面揭了热水瓶的铝盖，母亲没说什么，大概以为我又要用盖子装花生壳。
而后我一路小跑气喘吁吁的回到了围墙边，将盖交给哥哥。当时就觉得自已好了不起，能得到哥哥的重用，竟把小胸脯挺得好高。
看着他们将那布满了小麻点点的蛋一颗一颗地放进盖里，一位叫“老公仔”的孩子从家里舀来了水，倒在了蛋锅里。
哥哥小心翼翼地将锅放好在灶上，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盒事先准备好了的洋火，划了几根后，几个脑袋便凑在一起高兴地烧起火来。
锅太小，灶太窄，树叶树枝不好放，哥哥用一根小棍子轻轻的拨弄着，火苗才呼呼地往上窜。
不久，水开了，热气腾腾的，发出了咕咕的声音；再不久，蛋熟了，每个人分了一颗，美美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哥哥被母亲狠狠地抽一顿，红着眼睛小声地哭泣，然后就躲在门后边，任我怎么喊如何拖也不肯出来吃饭。
原来哥哥私藏了两个生蛋在裤兜里准备拿回家孵小鸟雀，第二天母亲帮他洗衣服发现了口袋里尽是蛋黄浆，当然免不了大祸临头了。
皓月中天200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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