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四）

余秋雨应该感到脸红

文/梧桐叶翠

我无意中翻到《梦溪笔谈》“谬误”一卷，看到记述着这样一件事：“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 ，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眼睛不好，上朝奏事靠背奏本，结果被同僚换了，而不知，还背原先背好的奏本，这样欺骗皇上，当然要求卸甲归田、辞官不做了。再翻，巧了，在其后“讥谑”一卷中，又看到记载有一武官，条件够到迁升官位，而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两处都有“致仕”二字，都是辞官的意思。

看到“致仕”，立即想到去年金文明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金摘出余秋雨《文化苦旅行》、《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三部书中的126处文史错误，其发端亦即是这“致仕”二字。余在《山居笔记》里《十万进士》一文中写到“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形式遭遇和实际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里余把“致仕”说成了做官，正好与“致仕”原意是辞官相反。而以后，余不但不认帐，还进行狡辩，脸都不红一下子。到 是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替他脸红——毕竟他这样的大学者也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其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学者出错被小人物指出到也不算什么丢份的事，更何况指出错的金文明也是位参加过编辑辞书的跟余秋雨半斤对八两的大家。大学者就不出错？就不作兴谦虚一下？承认错误就这么难？我看未必。关键是看是什么样的大家，是真正的大家，就应该有谦逊的大家风范！

且不谈闻过则喜的大作家王蒙，也不论大学者王力因审读、纠错而与金文明结为好友。（均见《咬嚼余秋雨论争文萃》）单说一代硕儒钱钟书先生，他知识渊博，其学识为世人所钦佩。“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文怀沙语，见“善于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一文”）。尽管是这样的鸿儒大家，在1979年出版《管锥篇》时，一个在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的学者，曾经就《管锥篇》中的问题，写信给钱钟书先生，坦率地提出了意见。钱先生不但不恼火，而且复信深表感谢。以后两人赋诗唱和，结成 了忘年之交——（《咬嚼余秋雨论争文萃》187页）。对照余秋雨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而以后钱先生出版的文集再版时还多次进行修改补订。余秋雨的书再版时别人已经指出的错误仍然不予以改正——（《咬嚼余秋雨论争文萃》26、188页），其作学问的态度是很值得怀疑的，也是对我们普通读者的不尊重，当然更不好与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家同日而语了。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七缀集》——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代序））。读到这样的话语，你能不对钱先生肃然起敬？当然，余秋雨先生对照这样的话语除了汗颜，就该脸红。

钱钟书先生1980年11月20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开场白就是讲了意大利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乡巴佬，一天，在路上遭雨，他正巧拿着一根棒和一块方布，人急生智，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落汤鸡。他听说城里有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棒和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了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让他看个仔细。所以，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是“他发明了雨伞”。钱先生接着说：“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见《七缀集》《诗可以怨》）。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读到这里是什么感觉，我是被钱先生的谦逊深深地打动了。这样的话语真该余秋雨先生认真体会体会。否则，下次央视再搞青年大奖赛请他做总评委，又不知道要趾高气昂到什么样儿呢？

咳——我的担心多余了，余秋雨先生不是已经又宣布“封笔”了吗？他不是说不再参加文化活动了吗？也许他真的感到了脸红，是该谦虚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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