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毛泽东时代,就曾经有人思考过:社会主义制度,难道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如今,同样有人在思考:欧美的民主制度,难道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唯一的标准吗? 简单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很难. 我们老百姓只是希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地向前发展,那么就OK! 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之后,老百姓能够更广泛地受益,那么也是OK! 管他是什么制度.因为能够让老百姓受益的制度,大约不会落后得很远. -----好累的人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转贴) 印度印象之一：从60年代到现在有几十项实证研究，每一项都是选择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数据，证明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89年以前，当民主还没有成为普世信仰时，一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1990年转型后，有些研究显示民主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最近几年，又发现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关联。 具体到印度，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王绍光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虽然过去50年的事实尚没有证明民主政治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民主的政治就一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10 年之后，由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再次引发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印度之行，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无论印度是否真正无愧于其自称的民主国家的美名，至少从目前看，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人们如此推崇，民主不一定是天使。 （小题）印度：议会民主“橱窗”的反思 拉杰•古普塔是印度一家大规模制鞋厂的合伙人，他每两个月就得去一中国广东省。他到中国买制鞋机，因为印度几乎没有制造商生产此类机器；他到中国买合成皮革，因为印度很少生产这类材料；他到中国的制鞋厂参观，以便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严密的管理程序。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乘飞机回国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怎么会落后于中国这个实行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国家？” 我们来到印度时，恰逢印度举国上下进行大选，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在印度旅行随处可见“India：Shine out with great brilliancy” （印度大放光芒）的标语，这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为再度执掌政权而推出的竞选广告。在从德里去往阿吉拉的主要交通干道上路边，竞选宣传车和人群占据了多半条公路，宣讲人胸有成竹地说：要在2020年让印度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在斋普尔的老城城门前，人们正在冒雨搭建竞选演讲台，印度国大党索尼娅•甘地的巨幅人像矗立在路边，在一个没有太多高大建筑的印度，广告牌非常惹眼。报纸、电视更是不一而足。 印度党派之多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十一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多达443个。参加投票的选民达5.9亿。印度在世界上素有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之称，美国更是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以展示西方民主的普适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民主橱窗”之内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印度的民主社会呢？民主社会一定是言论自由的吗？楠达库马是一位科学家和旅行作家，他来过中国2次，共有半年的时间，其中一次是与中国科学院进行交流。回印度后，他写了为什么印度会如此败给中国的文章。但是，没有一家印度媒体愿意发表他的文章。他说：“这真让我沮丧，居然如此直接的拒绝我，我只好用马来文出版了我在中国的经历。该书名字是：《中国：奇迹之国》。当然，我很高兴看到了该书如我想象般地畅销”。 印度《论坛报》 历史学家阿帕娜•巴苏(Aparna Basu)指出，民主的意义 远非每五年举行一次自由选举这么简单。“良好的管理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印度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她说。在新德里大约有3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尽管印度有其民主资历，但是印度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印度没有赋予公民真正的权利，虽然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饮用纯净水权利以及使用其它福利设施的权利，更谈不到发展的权利。他们批评印度混沌的民主常常未能履行诺言。 （小题）要建设还是要民主？ 一般来讲，制度成本是社会运行总成本的一部分。判断民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如果仅仅从感性出发分析制度的好与坏，很可能会得出模糊不清的结论。印度之行，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政府效率、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视角观察，如果从经济学角审视印度的民主制度，在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印度的民主制度多付出的制度成本相当大。 印度之行，孟买一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因为在印度素有“孟买是印度的上海”之称。我们住在孟买的希尔顿酒店，应该说，在我们住过的印度其他城市的希尔顿酒店中，包括德里，孟买的希尔顿酒店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是最好的。但是，一墙之隔的酒店墙外，垃圾遍地、蚊蝇飞舞、公鸡鸣叫、乞丐讨要、小贩叫卖，好不热闹，与酒店的现代化设施共处一条街，但恍若两重天地。 驱车观光市容，看到一些现代城市的标志—立交桥，据说孟买有让印度人自豪的54座立交桥。可是我们看到，桥下住满了“居民”，黑压压一片，四根竹竿加上一块苫布，苫布下坐满了没事可干的人。下车走在路上，只有机动车路面是柏油路。行人、三轮车、大卡车、“斯古塔”、小轿车抢行在一条窄窄的路上，牛在街上悠闲地穿行，狗爬在土路上小憩，人们背过身去随时随地大小便，在40 多度的高温下，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这种画面，让我回忆起30年前安徽省的某个小镇。 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前不久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为什么素有“奇迹之城”、“印度的商业中心”、“世界电影制造中心”的孟买，城市道路与城市环境如此之差？曼吉特说：“在孟买的派达路的尽头修建新路时，我们看到了与上海不一样的情况，当地居民中的抗议者号啕大哭，这其中还有一位在请愿，说着新路带来污染，因为她的嗓音将受到影响。于是，这个计划暂时停下来，也许将会废弃。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上海与孟买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一个在制定，执行；另一个却是胆战心惊地不断地寻求公众意见。如此看起来，有时，印度的民主基础恰恰是一种对国家建设不利的痛”。 印度是民主国家，不可能以法律禁止任何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半个世纪前印度独立的時候，甘地的梦想是一个“生活在村庄中”的印度。今天的印度面的噩梦是印度已經不再“生活在村庄中”，而是有很多人“生活在貧民窟中”。 在孟买，貧民窟一片接一片，連在一起有几英里長。印度储备銀行地区经理托拉特說：即使我們有最良好的愿望，即使我們有道德上的使命感，我們能給住在貧民窟里的人一個更好的生活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判断，我认为我們已經快要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在印度，比如你雇了清洁工，他们不工作，如果有人胆敢因为失职而惩罚他们，那么，明天你就会看到罢工了，罢工由当地发展到邦里，随后就是全国了。你能认为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发达国家？” 楠达库马说。 但是，随便问一个印度人，有谁愿意丧失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每个角落里的自由呢？在印度似乎人们更愿意选择后者。 座楼落在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像一个巨大的公园。“这里到处体现民主，校园内大字报到处可见，有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生上课迟到半小时不足为怪；教师、学生可以自由的罢课。比如，一个学生考试不合格，他和他的老乡开始游行。” （小题）民主的制度成本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游行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 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台湾、中国大陆，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相，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地浪费。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取得共识的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像印度这样一个多人口、多语言、多宗教冲突、贫穷而庞大的国家，结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发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误。 （小题）“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 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利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没有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 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 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那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作者：赵忆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