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群体（四）——迷失的风筝

文/未未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老城中心的一幢老式公房里，黑褐的梁椽，高大宽敞的架构，四角的飞檐，厚重的木门，扑簌簌掉的墙灰，经年的燕巢——贫穷的年代，我们就像这老房子一样以最简单最淳朴的面貌生活着。

大院里以我们这三间正房（我们家一间半）为中心，在还在宽敞的后院四角围了一圈厢房，整体感觉很像北京那种传统的四合院，于是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共用着院角一个厕所的便有三家邻居了。

那时候父亲还在办事处工作，母亲在鞋厂做临时工，每月27.5元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着我们一家五口的清贫生活。其中有一家邻居因为那个王叔叔在铁路工作，家境在那时算是宽裕的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得到他们家的适时帮衬。大到孩子的衣服，小到一把韭菜，已基本状态生存着的年月里，父母以无比的感激之心时不时的帮他们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王叔叔高大英俊，儒雅温和，因为在山西铁路段上工作，所以我印象中的王家除了那个只有一米四几的端庄清秀的阿姨里里外外的忙活，就是和我们一般大的姐弟仨了。孩子们间的亲密无间自不待说，大人们那真诚的互相关怀一直像一颗闪亮的宝石般照耀着属于我们的缺吃少穿却无比富有的七十年代。

后来因为公房调整，我们家搬到了石头街一幢老式教堂改装的房子里，距离虽然远了，可是两家却一直亲密地来往着——直到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到他们家里——王叔叔疯了，在山西杀了人。

后来我常想，善良的人不是应该快乐幸福一生吗？不幸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不公正的对待那些本本分分只知清贫度日的好人呢？

瘦弱矮小的王家阿姨坚强的打点起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背着一个包袱独自去山西打官司了，不断传回来的消息是王叔叔那时好时坏的疯病、不断的精神病诊断、不断的开庭、不断的上诉——不断的精神到肉体的折磨。

三个月后，憔悴的不成人型的王家阿姨回来了，还领回来了痴痴傻傻像婴孩般流着涎水的王叔叔。昔日的玉树临风自是消失得了无痕迹，剃得短短的头发和满脸的迷茫让人看了是震惊后的心碎。难道老实木呐就应该受到精明人的排挤和倾轧？难道一度的容忍是受到一再欺负的天经地义的理由？难道为了讨生活就要扭曲灵魂到彻底的窒息后的迷失？一份奖金，一把斧子，一条生命，一个灵魂——没的没了，断的断了，两个家庭也崩溃了。

王家阿姨一进家门失声痛哭，沉重的负荷在顷刻间摧毁了她的生命支柱，她那无处倾诉无处寻找的曾经的幸福陷入无言的泪水沼泽里须臾间化为泥，化为土，化为一辈子的苦不堪言。

泪水干涸后，哑了嗓子的王家阿姨重新回到炉包铺去工作了，孩子们还要上学，丈夫还要治病，生活还要一如既往的继续，失却笑容的家庭在灾祸的洗礼中坚强的重生。大女儿不再害怕这个整天跪下喊自己姑姑的父亲了，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里照顾他，听说王叔叔犯病的时候就打人，只有见到自己的老婆才会安静的像个可怜的生病的孩子，他是迷路的那只一直飘摇的风筝，她是他眼里的那根找到家门的纤细却柔韧的尼龙线。

几年前，我的父母参加了王家小儿子的婚礼，回来说王叔叔很安静很开心，像个孩子似的只知道埋头吃饭，还是那样年轻，胖了白了，不再轻易哭闹打人了——王叔叔一直没送精神病院，王家阿姨说了，那不是他该呆的地方，不管怎样，他是这个家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可以想见到，说这话的时候，王家阿姨那看着王叔叔的眼神里除了沧桑，更多的是踏实的欣慰。毕竟，亲人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如水的人生浅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