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开的农民情结——再读摩罗

一口气读完《江南都市报》（2004/5/31、2004/6/7）上连载的摩罗访谈录，我的心又被深深地触动了。情动之时，思潮翻滚，泪水盈眶。
摩罗是我们江西人，他的行踪和文字是我一向所关注的。我的关注，当然不仅限于老乡情谊，更在于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悲天悯人的胸襟，尤其是，他的言行举止和作品里处处散发着的泥土芬芳及深切关注农民命运的赤子情怀。这种来自血缘犹如原罪般散解不开的农民情结，引起了同样是农民儿子的我的强烈共鸣。
从他的朴实言谈中，我们看到了当下偏远农村一幅幅物质与精神都极其贫困的触目惊心的画面：几近荒芜而萧疏的田园，稀落而只遗老少的小村，难得买几回肉吃的家庭，辍学打工或流落的孩子，以赌博消磨时光的村人，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得了重病只有等死的乡亲，任凭死神摆布的小矿窑农民工，喝着脏水住着破屋且自带桌椅的乡村学生……也许有的农村条件稍稍好些，但农民们被社会整体遗忘的现实、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格局、被号召时刻作着贡献而不能索取的状态五十余年来一以贯之。
摩罗说：“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这种“不好意思”我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它并不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矫情或煽情之说，也不是学院派试图博得学子掌声的忏悔式语词，它是来自贫苦乡村的农民子弟愧对家乡父老的真情流露，它是没有丧失耻辱意识的一个学者善意和良知的体现，它是一个真实的朴素的而又是大写的人格的见证。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一心往上爬，到了生活的某个高度后，再也不愿意往下看、往回想的人比比皆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人也并不罕见。一个从事文化和思想建设的知识者，如果小腿上沾满了泥浆、屁股上粘住了牛粪，这是一种出身和经历上的羞耻印记，应尽力去掩饰，还是一种可以转变为优良精神资源的资源，应尽力去发掘，去做些利国利民的研究？我想，进城后的农民子弟们各有着自己的答案。
中国有个悠久的传统，在文人的笔下，农村往往是诗情画意、莺哥燕语的山水胜地，农民往往是戴月荷锄、挎篮采桑的意境对象，农业往往是春耕秋收、自给自足的田园画面。然而，真实的三农是什么样的呢？煌煌几千年，神州大地究竟产生了几个安徒生笔下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呢？谎言一代代延续着，黑幕一代代遮掩着，闹剧一代代表演着，而农民的苦难也一代代重复着。先秦以降，当然也有为农民疾苦鼓与呼的文人，但较之歌德派的“奉天承运”者流，还是屈指可数。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来临，终于催生了几个敢于代农民立言的文人。鲁迅先生因为外婆家在农村，他便深切地融入到农民生活中，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苦难农民的代言人，于是我们的思想宝库里便有了闰土、水生、祥林嫂、阿Q等富有立体感的农民形象，让知识者的眼光从此有了更多的落足点。萧红、沈从文、茅盾、叶圣陶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当时三农问题的真相。从解放区到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初年，三农问题又被罩上了一层神圣而璀璨的光环，那光环的表面闪烁着虚妄的荣光，无数文人学者集体失语，或者群体无意识，他们只会当歌唱的夜莺和附和的鹦鹉，并以此获得了耀眼的奖杯和显赫的名利，甚至戴上了人民艺术家的桂冠。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不是文人，而是政界有识之士，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当前或真或假地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首先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振聋发聩之声！这是中国三农的SOS！这是一个良知未泯的基层农村工作者的切肤之痛！所以，一经喊出，就得到了政界、学界及社会其他各界的积极呼应！中央也为此作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革新！
摩罗的挚情倾诉就是这萧萧应声中的一响！从他的 《耻辱者手记》《因幸福而哭泣》《善良的力量》等篇章及这次访谈里，我就感受到了来自贫困农村最底层的一个人文学者对故乡的心声，那是儿子对母亲的眷恋，那是游子对故乡的悲悯，那是知识者对当下社会、国家、民族的深切创痛和对整个农村人群的关怀同情。摩罗没有遗忘他的养身之所，没有抛弃他的父老乡亲。他在积极寻求当代中国公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学术途径中，对以其都昌故乡为参照的中国三农问题给予了特别而深情的关注。这一点是我尤其为他的文字所感动的原由。
对三农问题，仅有道义上的同情和悲悯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钱理群先生把为什么来自农村的学者不去研究农村问题的问题推给了摩罗回答，摩罗当时无语，之后也没有正式作答。但摩罗思考了这个长期令他感到惭愧的问题。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表层原因，就是体制的约束，当离开了农村进入了体制内后，就不得不按照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来游戏人生，而且三农问题远不是学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必须依靠政策才能解决或部分解决的，所以众多的学者就无作为了。第二是深层次的原因。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而无奈地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做了一只从乡村飞到城市的鸵鸟。久而久之，逃避就加剧了心灵的麻木，往常痛彻肺腑的东西就也变得司空见惯，安之若素了。
这是当代知识界的大耻辱。
愤懑和慨叹之余，幸好我们现在的政府作出了城市反哺农村的重大政策调整。帮农民工讨工薪，给农民种田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制定免除农业税的日程表……不说是雪中送炭，也多多少少给了广大农民一丝温暖的抚慰！但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真正提高农民的地位、维护农民的国民待遇、保障农民的各种应得的权益等方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学界，我们的媒体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从一些恩惠于农民局部利益的文件发布，应该尽快转换到公平公正体制的建设上来。没有制度层面的真正改良，农民的本质利益维护问题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这个制度的真正改良，我以为广大良知未泯的学者是可以有作为的！

2004/6/9/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