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张平有几部小说写的好，比如《法撼汾西》、《天网》、《抉择》等，写的是农民、工人对腐败官员的激烈抗争，把弱小人物与无耻官员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读这些小说的过程，心情不由自主地跟随小说情节的发展，从开始的质疑、惊讶，到中间的震惊、愤怒，到结局的释然和慨叹。
    国家干部、共产党员本来在定位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应当是社会的楷模，是公仆，遗憾的是，这一定位在现实里却不时地发生错位：贪污腐败、草菅人命、横行乡里、刑讯逼供……在张平的小说里，这些发生在无耻官员身上的种种恶行统统被无情鞭挞，纷纷落得原形毕露、身败名裂以致认罪伏法的下场。张平的小说热销并大受欢迎，可以看出，反腐败的的确确是深得民心的。
    现实中的张平，不仅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许和鼓励，据说，还接到了不少向他倾诉冤情的上访信。乍看这一情节，不由得纳闷：怎么把小说作家当成青天了？他是个作家，也不是管上访的啊？找他的原因……哦，又一个地方有混帐官员不干正经事了！
    混帐官员是这样的：工作日里上下班，报纸茶水小半天，中午扑克或电玩，晚上酒杯加裙边。他才不管你什么是非曲直呢！能给你老老实实在单位里呆上八小时就不错了。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好在许多人已经适应了，一些领导也默许了。且不说这些，我现在要说的是，一个无耻官员，他究竟能无耻到什么程度。列位请看：
    《北京文学》选刊了刘郁瑞的回忆录《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张平的小说发表于一九八八年，成书出版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两年后，《法撼汾西》在北京丰台法院吃了官司。原告席上一位原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说张平在《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中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庭审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法官问：“你咋能说小说里写的副检察长就是你？”答：“他写的汾西县，写的刘郁瑞是县委书记。我就是那时的副检察长。”法官问：“还有什么依据呢？”答：“他写副检察长的儿子是流氓。我儿子就是流氓，所以我认为他写的就是我。”法官问：“哪些方面写得不真实侵了你的权呢？”答：“他写的我儿子强奸、轮奸妇女五六次。我儿子实际只强奸、轮奸妇女三次。”法官问：“还有呢？”答：“他写的是在自己父母办公室里作案。我的办公室在检察院他不敢去。他母亲在二轻局，是在他母亲的办公室，不真实。”
    开庭那天，因路上堵车，刘郁瑞去晚了。休庭时，几个原告看见刘郁瑞来了，立即回到座位里，再也没敢出来。不久，县电视台播放庭审录相，有人问这个副检察长的女儿：“怎么不见你爸的个人镜头？”他女儿说：“上午他还可以，听说刘书记去了，一下午口抖得连话也说不成，还往裤裆里尿了三次。”他为什么这么怕刘郁瑞？当年，由于包庇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查实后，就是这个副检察长，向刘郁瑞连续交了三次书面检查，每次都痛哭流涕地说一定接受教训。现在他告张平侵权，不用看见刘郁瑞，仅仅是“听说”刘郁瑞来了，他就是这样一副德行！再看他回答法官的那些话，整个一无赖之徒，真是无耻之极！
    就这么个货色，居然从事法律工作三十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他当年正襟危坐干工作的模样，滔滔不绝作讲话的模样，被人前呼后拥去视察的模样，甚至是接受上级奖状证书的模样……真是不可想象啊！
一个官员居然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恐怕是出乎拥有正常思维的人们的意料。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自己的儿子，任何父亲都会有偏爱甚至袒护的心理。可怕的是，为了一个已经犯罪的儿子，身为检察官的父亲，即使不能大义灭亲，至少，也应当教育儿子认罪伏法，无论如何，决不应当利用自己的职权去包庇一个罪犯。一个官员，之所以能无耻到这个程度，原因就是他把个人利益高高地举起来，放在党纪国法的上边，简直是无视党纪国法。
    写到这里，想起了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由颜伯焘跋文张聪贤铭文的“官箴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据资料记载：此碑由明代恭定年公在山东做巡抚时首刻，明孝宗时“贞庵主人”任泰安州牧曾勒石自警。清代的颜伯焘任该郡郡守时，偶然发现此碑，于是移到衙署作为座右铭。由此看来，颜伯焘应当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官，我还真的这样推想过。
    且慢，据《椒云年谱》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颜伯焘任闽浙总督。英军进攻厦门时，他命将大炮运到厦门，排列在海口护墙外面。有人提醒颜伯焘，大炮每放一回就要装一次弹药，若没有炮车将沉重的大炮从护墙外拉回来，士兵怎敢冒险到墙外面去装弹药？颜伯焘刚愎自用地回答：“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弹药！”英军袭来，士兵远远地就将大炮放完，随即溃散，总督带头逃命。颜伯焘打仗一无所能，后来却变成了搜刮钱财的高手。他被革职返回广东时，途经漳州，从初一开始，每天有六七百名扛夫抬着他的财物经过，其中，就连仆人、使女都要有四名轿夫抬轿、八名兵役护卫，真是八面威风！直到初十，颜伯焘和他的眷属才到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扛夫等随员接近三千人，招待酒席摆了四百余桌。他在漳州一住数日，搞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从颜伯焘写跋并将“官箴碑”作为座右铭，后距他革职不过十六七年，一前一后，从信誓旦旦到贪得无厌竟判若两人。言行不一的还真是大有人在啊！
    现在的政府官员，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有多少呢？窃以为，不妨除了其他考核评比指标以外，单独设立一个“上访指标”，看看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有多少上访的，其中有多少解决的，也许能看出来点儿眉目吧？停笔打住——心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