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比我大了十七岁，若在旧社会早婚，以大姐和我的年龄差距，完全可以当我的妈妈。

　　四岁之前，我一直寄养在农村的奶妈家里，大姐十九岁时，就招工去了北京。因为晕车得厉害，大姐去北京工作至她结婚前，只回过一趟老家。因此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姐的印象基本上是空白。

　　文革开始后，社会秩序日渐混乱，先是学校停课、再后来工厂也停了工，亲友间通信联系也失去了保障。一时间，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了。各种离谱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远在北京的大姐十分挂念老家的亲人，于是借工厂生产不正常的机会，下决心请了假和姐夫一起回来探亲。

　　因为在北京听到谣传说南方供应紧张，大姐下火车后，看到有农民在车站外摆地摊卖肉，不问好赖立马买了五斤。提到家里，才知道那原来是炖不烂的母猪肉。于是在我属于大姐的那个记忆空白里，留下了个“马大哈”的第一印象。

　　67年的那次探亲，大姐在家住了一个多月，狠狠地过了一把亲情的瘾，上大学的二姐和小学毕业的我都停课在家，那是姐妹仨一起相处最多的日子。记得大姐在这一个多月里，居然想撮合二姐和她青梅竹马的一个楞小子的恋爱。那时我的性别意识尚未觉醒，还是个成天和男孩混在一起翻墙上树的野丫头。当大姐在私下里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花边秘闻时，我还真的好奇兴奋了好些日子。

　　大姐探亲回去不久，我们家就遭了难。父亲在隔离审查中含冤死去，我随母亲一起去了农村。我去了农村之后，大姐开始和我这个小妹妹通信。即便是在她身体很差，得了肝炎在家病休的日子里，她也从没间断过给我写信。大姐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她虽然只读完了初中，但大姐的信写得非常之好。是大姐的那些充满亲情的信，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农村的那些苦闷的日子。

　　随着文革结束，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因为单位给父亲补开追悼会，我们兄弟姐妹得以再次相聚，我也随父亲的平反而被招工回城。父亲追悼会后，大姐执意带我一起去北京玩了一趟，说是工作后就不容易有机会再去北京了。也是因了大姐的坚持，母亲才在经济十分窘迫的当年，最终同意了我的北京之行。

　　没有想到，在我工作以后又有过多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给远在北京的大姐带去了见到家人的快乐。年轻时的我，是个性格内向不擅长辞令的人，尽管和大姐有过十年从不间断的通信，可因为实际相处的日子实在有限，令我和大姐之间的亲密度，一直无法达到象从小一直打架在一起长大的二姐那样。

　　真正和大姐消除了距离感，是在她退休后来老家帮我带女儿之后。女儿小时候体弱多病，虽然当时有母亲和我同住，但母亲也已年迈，无精力帮我照看孩子。姐姐看我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很是心疼。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姐毫不犹豫地丢开自己的家来到我的身边，帮我照看了大半年的孩子，如此的手足深情令我终身铭记。我和大姐的姐妹情也因这大半年的朝夕相处变得亲密无间。

　　大姐退休后，因为练气功出了偏差，健康情况一直欠佳，严重的晕车反应又令她虽然思乡却难以成行。在我女儿上小学那年，大姐又回来过一次。但去年母亲去世时，大姐和姐夫因为身体不好都没能回来为母亲送行。

　　算起来我和大姐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每当外甥回来探亲，大姐总要让外甥给我捎上一个盼望家书的口信。然而，因为日子过得平淡而越来越麻木的我，却很少满足她的这个愿望。

　　现代社会的通讯发达了，却丢失了许多原本有的温馨，亲人之间再也懒得用原来的通信方式传达彼此的思念。尽管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北京的大姐，却再难象插队年月里那样，写出心中的亲情与思念。或许，人的感情也随着年龄的老去而一起老去了。

　　当我在键盘上敲着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心中一直在想着远方我那已经十年没有见面的大姐，十年了……连我这个最小的妹妹头上的白发也已经渐渐遮盖不住了，那么大姐，你又将会有多么大的改变呢？

　　大姐啊，今年我一定要抽时间去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