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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以来，余开伟、黄鹤逸、夏商、张石山、李锐等作家先后退出作协，“作家炒作协”的现象愈演愈烈。年底，广东作协又进行改革，维持了数十年的专业作家体制率先在广东终结。改革的要点，是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补贴、所有进入文学院的作家都要经过选题申报、筛选、签约才能获得聘任、重奖优秀作品等，即所谓“只养选题不养人”，一些媒体报道说，“本次改革，对原来一直被作协‘养’着、‘吃老本’的作家触动最大，写不出来得‘下 岗’”。 数字显示，中国作家协会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其中具有专业作家身份的全国不到200人。但现在有人退出作协，更多人拒绝加入，中国的作家、作协和文学是怎么了？ 作家的“门槛” 当林宇(化名)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心态总是很复杂。他的名片上印着两行烫金大字：“中国作协会员、专业作家”。可他说，现在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林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学疯狂期”投身写作的。他从地方作协、省作协、乃至中国作协，一级一级往上“爬”。进入地方作协，原则上要求在有公开刊号的杂志或书籍上发表5万～8万字文章；进入省作协，需要有8万字以上的发稿量；据说当年林宇进入中国作协时颇费一番周折。按照要求，他必须将两本个人专著提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组，再由会员组转交专家组审核通过。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于1953年10月。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能否加入作协，是作家身份认定的关键。照林宇的说法，那些散落在作协之外的民间写字人，只能称为“写手”、“文青”，当他成为作协专业作家，确定自己在文学领域、在经济上都受到承认后，他的心才定下来。 这是仿照前苏联设立的专业作家制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是这样剖析的：作家作为国家干部编制的人员进行写作，他们一旦脱离了作协，就失去了作品的发表权，也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更谈不上住房、医疗等福利保障这使作家写作只能体现国家的意志，难有真正的个人立场。 拿了国家的钱，就要完成国家的任务。过去的专业作家，都有“创作任务”，而今天的林宇，每个月的工资1200元，每年还有4800元的差旅费、办公费补贴。当然，他必须按年完成10万字的发稿量。 每到年终，林宇经常为这10万字“作业”发愁。他说他身边很多人都会自掏腰包买书号。一个丛书书号5万元，几个人分摊。加上印刷费，每个人出万把块钱。这些书的归宿，无非自产自销，多半拿来送人，但一年的工作量毕竟完成了。 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病已经有目共睹，但真正动摇“作家”门槛根基的，是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随着民营资本逐步参与到出版、发行和传媒中去、以及可随意发表作品的互联网的兴起，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跟国外的情形越来越像——今后，作家将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写作者的称谓。 《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表示，如果说以前要成为作协会员，必须按规定表多少作品，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成为作家还有什么“门槛”。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作家身份的认定像其他职业一样，主要依靠市场的认可。而现在，作协与作家基本上不存在矛盾，即使有，作家可以选择辞职，这一自由现在得到了保 障。 古今中外，在常态社会中，完全依靠写作就能养家糊口的作家少而又少。在西方，作家的生活来源不在稿费，而是有其他固定职业的收入。中国，作家的稿费收入就更不值一提了。 现在的情况是，作协保证了专业作家们生活的最大开销，比如住房和医疗，然后作家依靠稿费调节日常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基本保障，中国大部分专业作家将难以生存。 据悉，广东作协的改革，是在有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在广东作协供职的人，可以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中自由选择。所谓公务员体制，就是保持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但其他的保障比较稳定；而事业单位编制，则比公务员体制工资水平高，但各方面保障不那么稳定。有了这种选择的前提，改才能进行。因而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广东作协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再过十年，等最后一 批专业作家退休终老，这一体制将自然终结。 事实上，现在其他地方作协都是只出不进，不再吸纳新的专业作家。 面对市场：“向下飞翔的快感” 谢泳认为，最近十年，有一些不要单位的作家，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了，也没人再强迫他们为意识形态服务。但他们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必须向市场低头，“而市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作协与作家的关系早已不是权力关系，现在影响一个作家的因素很多，比如市场，再特立独行的作家涉及到印数都会紧张，出版社让他改他就改，让他炒作他就积极配合，这算不算一种权力？在这种市场权力下不是很多作家六神无主了吗？大家都在享受向下飞翔的快感，不知道什么时候砰然落地。 似乎是为这番话做注解。去年被多家媒体炒作的福建籍“性作家”陈希我，有一肚子苦水要吐。 1997年，陈希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按照惯例，他交纳了十年会费，总计200元。他得到了一本全省作家通讯录，并定时收到汇报作协会员动态和发表信息的免费赠刊。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参加过传言中作协的采风活动、文学座谈会，更不用说经由作协推荐到哪家文学期刊发表文章了。 2003 年，陈希我突然境遇大变。因为他小说中极具噱头的“性”描写，一夜之间，他的写作突然吸引许多眼球，多家报纸和网站称呼他为“性”作家。文学期刊主动和他联系，向他约稿，搞他的作品专号；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专访，大幅登载；他的一本以“性虐恋”为题材的新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出版社方面表示有多次再版的可能性…… 虽然陈希我坚持认为，传媒和看客都将他的写作简单化了，仅仅抓住“性”，而看不到他“文字的力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的关注给他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中国的文化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就像传媒大亨默多克说的，“成功的决窍就是低估人性，把人性估计得越粗俗越好”。市场要求作品必须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说得一清二楚，这对作家和文学的损害非常大。 “与体制内作家相比，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的成长历程不一定更好。一帮年轻人有点小才能，写点小说，在城市里泡着，吃喝玩乐。把作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这很可怕。” “关键取决于作家的才能，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怨天尤人在外部因素上大做文章，可能掩盖了我们在才能上，内心力量上的缺欠”。李敬泽说。 大作品如何可能？ 实际上，在退不退出作协、是否主动接受市场包装的问题上较劲，并没有多大意义。李敬泽说，假设明天中国作协解散了，中国文学就会好了吗？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退出作协，这只能说明作协现在不受待见。现在让一位作家退出作协，可能比让他停用手机还容易。而我们的作家，他们怀揣中产阶级的梦想，享受市场带来的一切好处，却在耍这种小姿态。 作家王蒙说过，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有人觉得作家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在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民也就不关心文学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开始再现，文学必然被排挤到边缘去。 陈思和也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渐渐失落，而向社会边缘滑行。一方面，在社会理想激情再三受挫后，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暴露了精英意识自浮躁膨胀的缺陷。 李敬泽说，作家不要老是埋怨时代，一会说这个妨碍了他、那个制约了他，而不从自己的内心找原因。平心而论，最近十年中国作家还是出了一些成果，在文学这件事上也需要耐心。 上海作家陈村表示，大作品不是计划出来的，只能耐心等待。偌大一个中国，人各有志，会有人去做一些事情。文化包括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的奢侈品，其走向很难确定。如果将中国文学史上中前面最好的50位作家都去掉，中国文学就不好看了。而这50人的出现总是带有偶然性。奢侈的含义还在于，社会要养那么多无聊、无能甚至无耻的人，然后才能出一两位大师。 哪种作家在“畅销”？ 影视作家 文学不景气，“触电”成为作家名利双收的捷径之一。王朔、海岩、刘恒、苏童、刘震云、北村……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以擅长历史皇帝题材的二月河为例，《雍正皇帝》第一部稿费不过千字25元，畅销以后涨到千字45元，6%的版税。1999年，央视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雍正皇帝》越卖越火。仅此一部小说，二月河便可拿到150万元的稿酬。 据悉，《二月河文集》每套定价310元，出版社五年内销售不得少于10万套，版税为12%，仅此就要支付330万元。 少年作家 书卖得好的人其实并不少，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现年21岁的韩寒，一本《三重门》卖了100万册，赚了200万。20岁的郭敬明紧随其后，去年底上市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月卖出了五六十万。不过这位少年作家最近因涉及抄袭惹上了官司。 美女作家 这一头衔大家都不陌生，九丹、卫慧、棉棉…… 美男作家 相比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属于新制造。长江文艺出版社透露，2004年将以5万册起印力推葛红兵的新作《沙床》，并宣称葛红兵是他们打造的全国首位“美男作家”。此事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提出中文写作进入了男色时代。 性作家 以去年风闻全国、最后遭到封杀的木子美最有名，还有在日本歌舞伎町打工八年的福建作家陈希我。 网络作家 安妮宝贝、李寻欢、王猫猫、慕容雪村、水晶珠琏……众多网络作家队伍在旦夕之间崛起，形成了一股写作的洪流，以完全不同于纸质文学的方式存在和恣肆着。 “出名要趁早”，无数文学青年通过网络的跳板蜂拥而至，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确定自己在网络作家群体里的地位，并和传统媒介打得火热，将作品搬到网下。(整理 /李剑敏) 体制内外 从“专业”作家到“职业”作家，他们有的生存于体制中，有的与体制半推半就，也有的完全自立于体制之外。他们对于那个既有的体制和今天的市场，也有着各自的体验和看法 记者：李剑敏 陈村：像蚂蚁那样寻找自己的位置 1954年生，1985年进入上海作协至今，“末代专业作家”。 所谓专业作家，就是国家出钱资助了一些人。以前作协会向作家交待任务，现在已经不管作家写什么题材了。我们虽然有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险，但也不算太好。不过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做一些不那么市场的东西。 靠文学是养不了人的。像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写《棋王》的阿城，现在也要去写剧本。今天的作家基本上没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但也要生活和生存。现在文学作品印数都差不多，一本书能印上一万本已算不俗，也就是说每13万中国人里，可能只有一人买了你的书。稍好一点，能卖到三五万的样子，必然会出现盗版。还有创作自由的问题。有些东西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发。我经常开玩笑说，拿了国家工资是要付代价的。作家怎么活？要么迎合市场，要么改行，这对文学生产力很不利。 不过商业总是比专制好，像“文革”那样什么都不能出，只能有“红太阳”。 虽然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会淡化，但作为其他艺术门类的支撑，像剧本、电影、电视甚至短信，文学还会存在。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学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现在非虚构的作品慢慢多了，这和国外一致，也蛮健康的。 文坛生态也在转变，以前自成一块，文革时只要书能出版，印数都很大，但种类少。以前有人出本书能买座四合院，今天几乎不可能了。不过出版、传媒的发达，也给了很多自由撰稿人生存的机会。 有名气的作家为报刊写东西，一个字一块钱甚至更高。而如果他一本正经短篇小说，一个月也很难写一万字。即便能写，发表在像《收获》这样不是很潦倒的期刊上，千字也就一百，拿到的钱和在报纸上写豆腐块相当。所以我经常说，现在是在鼓励你不好好劳动，要学会投机取巧。 读者现在经常挑剔作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勒紧裤带、过清贫的日子，写一些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曹雪芹写红楼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里“举家食粥酒常赊”。但他好歹还能赊到酒，今天我去超市，谁肯把酒赊给我？ 也有读者说，国家不该出那么多钱，养你们这些御用文人，写的东西没人看，你们应该辞职。但我们有时会说，其实是今天的社会不该存在这样的作品，或者今天的读者不配消费这样的作品。 说到作家退出作协，我觉得那是闹着玩的。像李锐就没有辞去他的饭碗(山西作协会员)，还是专业作家，辞去的只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头衔。如果我也发表声明，什么都不要了，大家会一片叫好，但问题是我以后怎么生存？我能指望中国的读者养我吗？势必还是要去打工。 在网络兴起、影视繁荣的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看书。在一个正常的年代，文学会被边缘化。现在的作家中有两种人：新的人准备自生自灭，心态可能更好一些，没有一辈子当作家的想法，写作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想写了，可以去干别的；而像我们这年纪的，有时会感受到老的恐慌。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个人可以像蚂蚁那样，寻找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心情舒畅、发挥作用，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这是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的后果。 北村：作家要有独立性 1965年生，1985年到1996年在福建文联工作，其间加入过福建作协，1997年至今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玛卓的情》、《施洗的河》、《玻璃》，影剧本《武则天》、《周渔的火车》等。 作家的职业很特殊，他不是一个绝对沉默的写作者。有自己的看法，有良知的深度，在社会上起自己的作用。这决定了作家必须要有独立性。过去作家很难避免意识形态尺度的制约，现在市场的压力很大，都限制了作家的独立精神。作家应该从这些桎梏里挣脱出来，不能妥协，更好地观察现实、深入现实。 我没有入过中国作协。大学毕业后，因在福建文联工作之便，顺理成章入了福建作协。但我觉得入了作协后，对创作不但没有什么帮助，可能还有反作用。不是说我和作协有什么矛盾，也不是因为钱少，而是这种组织非常怪诞，很多平常不写字的人成为作家和领导，这是对作家职业道德的亵渎。 后来有朋友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但被我婉言谢绝，因为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空洞。大概在六七年前，由于没有交会费，我自动脱离了福建作协。出来后，我在心态上完全独立了。外在的挣脱非常有效，原先那种体制内的痛苦，没有什么价值。 与市场相比，我认为在体制内碰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体制里面的规范，未必符合人性的原则，也不符合艺术的原则，这让作家非常为难。而市场竞争虽也有恶的因素在里头，但分配原则更公平、也更自由。没有谁能赋予作家使命感或规定创作任务，做这种事是很荒唐的。作家有感动，完全来自心灵，而不是身体外部的任何原因。所以没有必要通过作协的形式，把作家收编在一起。 从作协出来后，我干过很多活，组织活动，做编导、策划、编剧。但我一直清楚自己是作家，写作是我自由表达的途径。现在我反倒警惕市场的压力，不能让它改变我的心灵，受其牵引，丧失作为作家的基本价值。 市场很阴险，但比这更阴险的是隐藏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欲望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会将人引入歧途。 石康：我写的都是“垃圾” 1968年生，自由作家。 我从未入过任何作协，也弄不清作协是什么组织。我问过朋友，加入作协有什么好处，他说就是十年以后，你将有机会去非洲小国转一圈。我觉得作家强调的是独立性和自由写作，不应该有什么组织。我对生活要求比较低，书的销量却比一般作家好，所以基本上能维持生活。原来我编过程序，1992到1998年写剧本， 1998年后一直在写小说。第一本小说《晃晃悠悠》卖了20多万册，《支离破碎》十几万，《一塌糊涂》四五万，一共挣了几十万。写小说后就没写过剧本，除了冯小刚的《大腕》。因为我觉得影视作品有价格、没价值，只是大众娱乐提供者，讨大众喜欢，有点庸俗。搞文学的感觉，是要有点个人追求。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市场压力，不是因为书卖得好。搞文学的首先必须知道，你将面临的肯定是清贫的生活。如果连这点认识都没有，不配搞文学。写严肃文学的，更称不上有什么市场压力，因为他们是纯粹为自我写作。 我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销量太大，读者年龄层次也比较稚嫩。真正严肃一点的书，不该有这么多人看。我希望写点严肃的东西，但现在水平还不够。 从另一方面说，作家要学会“迎合”。如果拗着性子，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凭什么指望别人喜欢你，让你生活得更好？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不能满足他们，就不买你的账。现在很多文学刊物上的作家特雷同，没有创造出新语言、表达出新观念。语言陈腐、故事老套、观念平常，怎么可能有人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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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呜呼~~ 朋友们，还是在坛子里灌水玩吧，那种心跳俺们玩不转。 ※※※※※※  [清风笑烟雨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