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宏观经济调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直到90年代初，实际上并未取得“极大的，实质性的”突破。旧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改革的进程极不协调，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改革的向前发展。如果不从思想和体制上突破，改革就会停滞。

邓小平同志经过思考，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到改革的前沿去看一看，于是开始了他的1992南巡视察。

南巡中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对他的感触太大，太深，他说：“不要在姓资，姓社上争论纠缠，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有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经过思考和调查他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发展是硬道理”。

这就决定了事物内容的性质，作为表现内容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就是说大的方向确定以后，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只要不背离方向。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平地春雷起，引来了万马奔腾。各地经济建设热情高涨，各种经济成分一夜之间汹涌澎湃地涌进了市场，市场准入的门被动地被打开，市场一片繁荣。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刷新记录；银行贷款余额不断刷新记录；物价指数不断刷新纪录；国民经济综合指标连连闯关，由绿灯区进入红灯区，警报虽然已经发出，但经济膨胀发展的势头完全没有减弱的态势，从92年-96年我国GDP年平均增幅达到11.58%。（1992年12.8%，1993年13.4%，1994年11.8%，1995年10.2%1996年9.70%。）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终于，通货膨胀暴发了。

通货膨胀高位红灯区警报不停地闪亮，从来都是用计划来调节投资与需求的旧经济体制的各种薄弱环节和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旧的管理体制面对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恶浪，毫无办法，国民经济的状况已经到了非行政手段干预不可的地步。在没有具体法律来调节和约束市场的条件下，以权代法的现象发生了。

于是，国家的各种暂行办法，管理措施不断地出台，其措词一次比一次严厉，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有些甚至到了横蛮无理的地步，这就是后来长达三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

在金融方面，国家采取了“卡源头”，即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备付金来紧缩银根；“抽底薪”，即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增多存款保值金融品种；以便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回银行，对过热的经济活动采取紧急刹车，以遏制经济恶性膨胀的发展。

以一年期的居民存款利率为例，从1991年4月的7.56%，经过1993年5月的9.18%；到1993年7月的10.98%。存款利率调整的时间之短，幅度之大都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这还不包括存款保值金融品种的保值浮动利率。

在行政方面采取严格控制项目审批，严肃核查重复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融资，严禁房地产业违规操作，清理和整顿同业拆借市场等等，让经济增速降温。

宏观经济调控的来势之猛，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市场反映立竿见影，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首先被冲击的就是金融业，次之为地产业，上游原材料工业，再后则自不待言是各行各业。社会购买力的下降，导致企业的库存量剧增，导致银行死帐，呆帐的增多，导致了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那几年，工商界听到最多的口头禅就是：“生意难做，钱难赚。”

更为头痛的是这种市场繁荣是通过资金来推动的，而这些资金大多数又是来自于银行，宏观经济调控给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又转化为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中国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很多都是那时形成的。

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直到1996年我国的经济增幅才回落到9.7%，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21.7%降到6.1%，。几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使一场孕育已久的经济危机慢慢地被平息了下来，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问题从来都是辨证的，假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邓小平倡导的这一闯，就不可能使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还有可能失去世界投资和贸易带给中国的机遇。但是客观上宏观经济调控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给企业经营者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何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示范课。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商业金融框架以及完善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市场经济的自调功能非常脆弱，行政干预市场又是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国在法制条件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内需是如何扩大的?

就在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在我国经济即将转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1998年国内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变化。

为了避免亚洲国家在面对货币与金融危机之际，又面临新的竞争压力，以致妨碍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

中国政府对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不通过给予出口补贴来增强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人民币不贬值和不通过给予出口补贴，就意味着在亚洲各国货币深幅贬值的条件下，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会高于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会受到阻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承担国际义务的同时，又吞下了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蒙受沉重打击的苦果，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199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从1997年的20.9%降到0.5%，几乎是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商品因失去价格竞争力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东西卖不出去又大量地沉淀在国内市场。而国内经济又因宏观经济调控，使需求极度萎缩，国内消费市场呈现一片萧条。

面对国际市场的萎缩和国内市场的萧条，国家及时地调整了经济战略，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讲简单一点，就是增发国债，即：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增加发行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投资。

也就是说，由政策推动投资，让市场需求升温。

请看近年我国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的规模：1998年1000亿元；1999年1100亿元；2000年1500亿元；2001年1500亿元；2002年1500亿元；2003年1400亿元；2004年计划发行1100亿元。

从98年-03年我国共计发行了8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由于国债的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资金配套，这还不包括民间资本和企，事业单位，及外资所参入的投资资金。我国在积极财政的推动下，到底带动了多少资金进入市场参入投资呢？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固定资产年/投资总额从1998年的28457亿元到2003年的55118亿元，几乎翻了一翻，其间是年年增长，由此大约可见一斑。

这些国债和配套资金进入市场后，使市场的需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我国的铁路，公路，机场，市政，港口，运输，电力，电网，水利，能源，通讯和房地产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在国际经济增速减缓的条件下，大量的外国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市场，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的流入，又拉动和刺激了我国出口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高达8512亿美元。

我国的外贸依存率从1978年的9.5%到2002年已达到50%，2003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可以推断会超过2002年，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大国中从未见过的数字。美国和日本这二个贸易大国也只分别达到22%和17%。

市场需求的扩张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上游原材料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更新改造。2003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突破2亿吨，预计达到2.3亿吨，是美国和日本钢铁产量的总和；水泥产量也雄居世界榜首。即使有这样的产量，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尖锐，钢材，水泥的价格一涨再涨，至今未停。

我国的外汇储备今年达到4033亿美元，同比增长40.8%，仅次于日本。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又促使我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猛增，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3年金融运行报告表明,200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同比增长19.6%,狭义货币供应量(M1) 同比增长18.7%，增幅大大高于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

请注意，19.6%是在中央银行使用了弹性极大的票据正回购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二大杀手锏的条件下才得已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在中央银行大量回笼货币的情况下才得以降低到20%以内的。

从种种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过热迹象。

积极财政能走多远？

连续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嘱目。这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经济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规律性，尊重规律就必须实事求是。在市场一片繁荣，投资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其背后潜伏着的危机。

积极财政是一种政策推动型的投资，这种积极财政又是依赖于旧的管理体制来实施的，这种行为的本身，就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政府从市场的参入者向市场的管理者转变的宗旨相背离，这会使政府在参入市场中越陷越深，防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改革的深入。

投资与建设的项目审批制，实际上是增强了政府的计划管理体制而削弱了市场管理功能。使民间资本在许多项目投资中参入不了，事实上对民间资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市场挤出效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积极财政投资的行政色彩较浓厚，市场成分少，其中有不少是形象，政绩工程，从而导致很多项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百试不爽的高投入，低效率。并且还伴随着大量腐败行为的发生。

在积极财政投资的推动下，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各企，事业单位的资本已经进入市场参入，在投资高速增长，市场需求被有效拉动的情况下，按理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及时淡出，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是利用国债资金兴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有不少尚在建设之中。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字，要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要的后续资金大约要5000亿至6000亿元。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的后续资金失去来源，一大批国债项目就会变成烂尾工程。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全面退出，政府就必须大开市场准入的门，让各种资金自由进入市场，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假若真的如此，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地削弱。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来都是需求在先，投资在后，各地立项，计委审批，层层把关，全面平衡。而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向高利润，供需矛盾突出的方向流动的，直到利润平均化。谁也无权和无法阻挡这种趋利性的流动，政府只能引导。

这种资本流动，在当前必然会刺激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产能过剩，用一个旧名词大约就是经济危机。中国有一大批败家子，特别会花国家的钱搞投资，从中捞取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根本就不管投资以后的效益如何，这会加快危机的进程。

那么，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就象驾驶着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出事不出事？就看你的方向玩得遛不遛了。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