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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刘川鄂细谈池莉小说“抄袭”事件
刘川鄂简历：1961年出生,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出版专著《张爱玲传》、《乱世才女张爱玲》（评传）、《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等6部。
刘川鄂,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文学博士,与著名女作家池莉的“交往”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他一向对近些年来红得发紫的池莉不屑一顾,他写过一本书叫《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给池莉戴上了一顶“档次很低”的帽子,还曾断言“她也许还会走红一阵,但不会是一个大作家”。对于刘川鄂的“酷评”,池莉当然也不能给他留面子,她说“对于某些人借‘酷评’急于成名的行为,我表示充分理解。”他们二人之间的“斗嘴”以及随后的“冷战”被当地的一家报纸评为2001年武汉八大文化事件之首。如今,刘川鄂撰文指出池莉“抄袭”中国名记者的文章,这其中是否有着更深的“个人恩怨”背景呢？
采访刘川鄂先生先是在电话中进行的,那是1月30日的上午,当时刘先生正在医院住院,采访交谈了三个问题之后,因护士来给刘川鄂换药而中断。后来,记者把采访提纲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刘先生,次日下午,记者收到了如下这篇回答详细的访谈文字。
我是通过比较文本得出的结论
记者：刘老师,您撰文指出池莉的小说《心比身先老》在某些细节上“雷同”于范春歌的文章,您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刘川鄂：我是通过比较两部作品的文本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认为池莉在构思上是“抄袭”或者说是得益于范春歌的作品。至于两位作者是否认识、是否有过个人交往我没写。其实这件事在武汉的文学界、文学评论界很多人都知道。
记者：你说像池莉这样有名的作家“抄袭”另一位名记者的作品,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刘川鄂：其实,池莉这个人的人品在武汉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比如说,她写文章骂小时候教过她的老师是条狗,闹得她的老师来武汉告她。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她写文章对自己的家庭出身、童年经历等有过虚饰,她对知道她往事的人有一种敌意。这样的人做出“抄袭”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今天我们列出的两文相似之处都是事实。
人所共知的事不一定人人都指认
记者：您说这件事在武汉的文学圈是人所共知的事,那为什么你的这篇文章直到去年年末才写（发表）？我知道您与池莉有过文字争吵,而且争吵得还很厉害,甚至都上升到了个人道德层面,这篇文章的出笼跟上述事件有关吗？
刘川鄂：人所共知的事不一定人人都会指认,心里知道嘴上不一定说,嘴上可说但不一定会写出来,这是中国的“国情”。我本不知“剽窃”之事,只是因为要写《池莉论》,不得不熟读了池莉的作品,相关的文字让我“过敏”,所以注意到了池莉、范春歌西藏题材作品的相似之处。这种“过敏”好长一段时间破坏了我的审美胃口,我觉得随便翻一翻《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的小说,都比池莉写得好。就说女作家吧,池莉怎比得上王安忆、铁凝、方方？可她偏偏最叫座。这一点不奇怪———作家的走红不是由经典和专家决定的,也不是由一个国度的高水准读者决定的,而是由读者的平均水准决定的。
记者：您知道最先在媒体上批露这件事的是哪家吗？是他们主动找你进行采访,还是您主动找记者写的这篇新闻稿件？
刘川鄂：最先披露这件事的是长沙的《书屋》杂志。我跟《书屋》杂志编辑不相识。我2001年春把稿子给他们,发在11期,拖了很久。发出来前,一位男编辑给我打过电话,问是否另作处理？我说看中了你们就不会找别处。他还说估计会有较大反响,于是就发了。文章出来后,北京一家影响很大的读书报的记者曾数次打电话采访我们3人,报道至今未出。是何原因,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令我联想到去年夏中央电视台为我做了一个批评池莉的20多分钟的专题节目,预告都发了,却临时被“枪毙”。
池莉的作品无助于精神生活的提升
记者：您对池莉的文学成就究竟是怎样评价的？
刘川鄂：我认为,就题材而言,池莉市民题材作品的贡献在于对市井生活作了精细的描绘,对于认识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众生相有极大的价值,这是同时代其他任何作家不能比拟的,但她过多地认同了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她注意到了知识分子中的某些消极病态因素,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但在具体整体观照和具体描绘中有着诸多失误之处,尤其是存在着较为严重地贬抑知识和贬抑知识分子的倾向；其爱情题材作品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情感生活的诸多形态,尤其注重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展现,但明显带有用干瘪浅白的理念说教来图解纷繁复杂的两性世界的缺点,未能深入到人物的隐秘心理和非理性层次,因而难以表现当代情感生活的精微之处。池莉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很难说有多少独特的审美创造。题材由凡俗仿真到趋新时髦,情节由细琐平实到曲折离奇,议论由浅平空泛到即兴挥发,语言风格由平易写实到华丽圆活,我认为这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
池莉的作品有硬伤
记者：我知道您对池莉的作品在某些方面评价得很苛刻,比如说您曾经指出她的作品有100处硬伤。一般情况下,说别人的东西有硬伤,如果被指的人是学者、作家、文人,特别是名人,这等于您在说他们无知,他们在面子上很难接受。
刘川鄂：所谓硬伤,是指作品中的明显失误,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第一、作品所指涉的知识背景和事件的错误,也即所谓常识性错误。第二、人物性格前后矛盾。作家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如果缺乏必要的铺设,如果不能描写出人性变化的依据,性格反差太大,不能跟我们对人性的体悟相印证,更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我们通常说这样的人物是不真实的。第三、情节荒唐,缺乏必然性。情节发展跳跃性很大,又缺乏必然过渡,甚至前后矛盾,也是一种硬伤。第四、议论失当。要么议论多余累赘,要么议论偏狭失当,这都是创作的败笔。
记者：您能否说一下池莉作品中涉及到知识背景和事件方面的硬伤？
刘川鄂：例如在《池莉文集》第4卷《后记与小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没有家乡。我记忆中没有任何一处温馨可爱的家园环境……对我更有意义的是时代环境。1957年的中国正搞着热潮滚滚的大跃进运动,我初生的生命便自然沉浸于一种磅礴而又单纯的群体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而让我获得首次深刻人生记忆的是1960年开始的三年天灾人祸……”这里有两处时间错误,一是她出生的1957年中国最大的事件是“反右”,而非“大跃进”,“大跃进”是1958年开始的。二是所谓“三年天灾人祸”是从1959年开始的。这都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心痛的历程,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任何一个经历过此事的成年人都会记忆犹新。池莉错得如此不可理喻,以致让人很难相信她对自己的评价,也很难让人相信她回首往事时有多大程度的情感投入。
池莉只在大众传媒和娱乐界大幅升温
记者：有人说,您作为文学评论家与您的评论作品的作者池莉在“冷战”,是这样吗？
刘川鄂：大致可以这么说。池莉很虚饰。一会儿称自己从不看别人的评论,一会儿又公然声称不跟记者、学者谈文学。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池莉作品的？您的研究项目（课题）是什么级别的？
刘川鄂：大约是在1999年夏,起初是两三个朋友的友情合作,后来发展成为本单位七位中青年教师的共同行为,每人写一个本省的实力派作家,写池莉是派给我的。我一直对她的作品不太喜欢,结果写这本书拖拖拉拉用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直到交稿的当天凌晨才写完,实与此相关。七人七本书作为《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笫一辑同时推出,这中间申请了一个省教委研究项目。
记者：您在《对池莉的几点答复》一文中说,“池莉的影响,更多地是在非学术圈”,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
刘川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学术报刊关于池莉研究的文章逾100篇。我还注意到,在池莉的“人生三部曲”阶段即1990年前后的两三年,学术界关注她的较多。而在她的“来来往往”阶段即最近四五年,学术界平寂下来,大众传媒和娱乐界反而在大幅升温。
决无借机泄愤或捞名之意
记者：您在上述文章中还说,“至于她个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并不光彩的事情……”这样的话您都说出来了,是不是意味着你们二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已经超出了文学评论的范畴？是不是池莉对您的“反击”,比如她说您在“酷评”一直让您耿耿于怀？
刘川鄂：我的书基于学理和良知,有错误在所难免,但决无借机泄愤或借机捞名之意。池莉说我是“酷评”,起初颇令我反感。后来研究了别的一些被指称为“酷评”的现象,我倒释然了。我认为“酷评”有两种。一种是出于泄愤和借骂名人出名的酷评,亦可称骂评,这种批评败坏了批评风气；一种是出于学理和良知的酷评,亦可称苛评,苛评丰富了批评方法,延伸了批评的影响力。文学作品的读者十分广泛,因此要有面向民间的专家,专做俗谈雅文化、雅谈俗文化的工作。池莉对我的批评一直不敢正面接招。要么说未看我的书,要么说作家批评家不相通,要么对我的动机胡乱猜断,总之不能一条一条地面对我的观点,无法在学理上与我对话。
我与池莉素昧平生
记者：您与池莉同在一座城市,从所从事的工作角度讲可以说是半个同行,您同她有过直面交往吗？
刘川鄂：我们俩素昧平生,我批评她只因审美趣味不同。
记者：这次事件让您对池莉的文品怎么看？人们都说从文品可以看出人品,您认为是这样吗？在你们圈子里,大家怎么看池莉？
刘川鄂：池莉的人品我不想评论。一个曾经喜爱写作的小护士成为今天的明星作家,很不容易。在我们国度,说人好话争先恐后,我不过说了几句直话、实话,就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可见说真话还是有人听的。
我写作有意强调“背靠背”
记者：我看池莉在一篇访谈里说过,您写她的评论没有同她交流过,您觉得同你评论的作者交流是不是更重要？换句话说,我觉得作为同时代的人,又住在一座城市里,直面交流更有助于你们相互理解对方的思想、创作（评论）背景,为什么你们不呢？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方面原因？
刘川鄂：池莉在答记者问中说过,“他（指刘川鄂）从来没跟我联系交流过,聊聊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意图,怎么能完全体会到作品的内涵。”这可以理解成为池莉的偏狭。按照她的逻辑,学者要研究一个作家一定要跟作家本人交流。如此,当代学者就不可能去研究古代作家,本国学者就不可能研究外国作家。他们要么已经死了,要么隔得太远无法联系。这就大大缩小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显然有违学术的常识,不值一驳。我以前主攻现代文学,发表过一些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张爱玲等作家研究的论著。注意当代文学批评包括湖北文学批评只是近两年的事,所以与池莉等湖北作家没什么交往。写作这套书时有意强调“背靠背”,反对“面对面”,就是要避免人情因素的干扰。
池莉现在很被动
记者：在你们学术圈子里,你是否也听到过池莉对您的评论？怎么评论的？
刘川鄂：池莉不在学术圈子中。我不知道她私下里如何谈论我,也不感兴趣。
记者：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王铭铭剽窃事件和池莉的这件事？
刘川鄂：王铭铭事件固然有当事人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年年逼人“出成果”的畸形学术管理体制相关。在陈寅恪那样的不要几篇文章也能当教授的时代,这样的事肯定少得多。作家创作与学术研究不同,他虚构一个艺术世界,参照现实事件甚至借用改造都是可以的。池莉过于聪明而又不光彩之处就在于,她明明借鉴和借用了他人的构思、故事细节却死不承认。其实她只要在文末注明一下并给范春歌道个谢就可以了,但她现在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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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门无派一门生，自由自在亦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