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通讯增刊2002年第11期（04月25日），总第241期。 “昭大信于天下”，是立国之本，也是立人之基。没有“信”只有“伪”，算个什么人，成个什么国。 “诚信”答问 胡德平 黄文夫 日前，就社会普遍关注的诚信问题，《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采访了胡德平同志。 问：当前讨论诚信问题的意义何在？ 答：我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发展，人们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把经济生活和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说得斯文一点，就是希望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讨论诚信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其重要意义的所在。 问：这样说太笼统，为什么经济学一定要和伦理学相结合？ 答：各种社会科学都要以人的存在、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经济学也不能例外。有人可能认为，经济学只应讲经济规律，按规律办事，应该越纯粹越简明越好，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不完全。近代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不但讲“经济人”，也讲“道德情操论”；不但讲“看不见的手”，也讲“心中的那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的富有家庭、上层社会，但他们为什么要关心无产阶级、关心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都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的典范。 近年来，我国中生代的经济学家，也都关心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解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经济学是不道德的”，或说经济学就是“不道德的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人文关怀，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问：诚信问题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答：我认为，诚信是伦理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诚信，就是信用、信义和信誉的总和，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经济交往中又规范着人与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 问:诚信就是诚信，为什么说它是信用、信义、信誉的总和？ 答：顾名思义，诚信是诚实和信用的概括。诚实表现在人的品行、品德之中，信用则表现为个人对责任、义务、契约、承诺兑现的可靠程度。信用优良并不说明这个人在品德、品行中完全就是诚实的；同样一个诚实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完全承兑他的信用保证。信义还有道义的内容在内，信誉则含有良好的社会认可在其中。 问：能否具体举例说明？ 答：大家都看过《宰相刘罗锅》的电视片，它的主题歌很有意思。歌中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像刘罗锅这样的官吏则是定盘的星。中国的老秤，十六两为一斤，在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秤杆上的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六颗星代表南斗星，除这十三颗星外还余三颗星，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则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福”“禄”“寿”俱缺。何谓“定盘星”？在杆秤提绳和福星之间有颗大星，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提绳，则两边重量相等，秤杆平衡。这颗大星则叫“定盘星”。“定盘星”则被赋予了公平、公正、公开之意。我认为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商业道德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这也是郭学勤先生在《中华商德》一书中提供的周朝商业材料。不短斤少两这是“信用”，福禄寿三星的警示反映着“信义”，古老的箴言流传至今则是“信誉”。 问：这是说故事，还是真有其事呢？ 答：如果要认真考证一番的话，上面这段故事确有历史的真实隐含其中。西周建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召公传说活了一百多岁，所以西周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如召公寿，如参寿”。“参”，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在《诗经》中有记载。近人朱文鑫《天文考古录》认为，《诗·唐风·绸缪》首章“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三星即为参宿三星。这是三颗吉利的星。关于寿星确切的文献记载，则见于西汉的《尔雅》、东汉的《汉书·律历志》。民间把福星、禄星、寿星并称为三星，最迟不晚于明代。 北斗七星，“璇矶玉衡，以齐其政”，既有古籍的详细记载，又为中国老百姓熟悉。在此不多说。南斗六星是指南极老人六星。生活在北半球的人很难见到这组星，只有在每年的一定时节，夜幕降临时，在南边的地平线上，能瞬间见到它。 我国历史上，最早谈到秤的人是诸葛亮，他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最早看到的秤的图画是在敦煌莫高窟的二百五十四号窟中，这是一幅北魏时代的壁画，壁画名为“尸毗王本生图”，此图中就有秤的图形。 以上都是文物文献的考证，多为我的老师孙机同志所提供。也就是说，郭学勤同志引述的典故，如果成立的话，其端倪可以追溯到周朝，成形不会早于明朝。话说远了。古代商人把星座和秤联系起来的说法则表明了那时的商人对商业秩序的自我约束和对商业道德的尊重，这是古代商人推崇诚信一例生动的反映。 问：这个故事很迷人，但我总觉得诚信的道理听起来不过瘾、不过硬，如果它没有一种立竿见影的力量，人们就很难信服。 答：是的，伦理学决不会产生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渐进积累的。“文革”期间，人人大谈阶级斗争，人人都标榜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事与愿违，社会风气越变越坏，人们普遍不敢说真话，不敢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毕竟还有良心，毕竟还有真情。在公共汽车上，孕妇、老人和抱着婴儿的妈妈没有座位而又无人让座的时候，社会的良知发出了这样的呼喊：“雷锋叔叔不在了！”这是充满伦理道德的一句话，它悄悄地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文革”中备受打击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感情充沛地引用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这句话。此话一出，震惊全国，轰动社会。人们用自己的真实感受，用良知良心越来越看清了“文革”的丑陋和罪行。“四人帮”不得人心，天理人伦难容，人神共愤。这也是伦理学对“文革”起到的一种渐进的同时又是彻底的否定作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四人帮”必然倒台的社会原因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问：这么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思想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经济生活中，作为“为自己谋利”的民营企业也愿意讲诚信吗？ 答：有人可能认为，为自己谋利的企业是不会讲诚信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有人想获得自己的利益，他就必须融入社会，他生产的产品必须为市场所承认，为消费者所接受，等价交换，买卖公平，否则就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回头客的生意，或者干脆就是违法的地下生产。古人尚且把自己的顾客视为衣食父母，西方的商人还把消费者视为自己的上帝。我相信，我国广大民营企业，尽管他们的企业是自己的，尽管他们的生产资料是私人的，但从长远来讲，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中的人去实践这一诚信原则，起码可以做到信用交易的原则。这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反映着一个重要的社会规律。 问：社会对诚信现在的认识如何？ 答：社会对诚信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去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地提出了诚信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在讲话中也着重强调了诚信的重要作用。我记得去年高考作文试题也是论“诚信”，有几篇范文如《诚信漂流记》、《赤兔之死》、《一地梨花》、《百元伪钞的自述》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和周围的朋友们都以极大的热情阅读、讨论这些文章。1999年在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民营企业家培训班中也曾有33位民营企业家拟就了《信誉宣言》，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尽管在实际行动上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毕竟表明了他们愿意从自身做起的良好愿望。最好采访他们，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这一重要伦理道德观念的普及，还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政府方面率先垂范。 问：请问你对诚信问题的认识起于何时？ 答：“文革”期间，我听腻了造反理论的三句名言：一是“阶级斗争无诚实可言”；二是“引导对方犯错误”；三是“绝不做自我批评”。“文革”结束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观点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伦关系的可怕。我到党的机关工作之后，曾听过一位老同志对我讲：统战工作任何时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不仅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昭大信于天下”，是立国之本，也是立人之基。没有“信”只有“伪”，算个什么人，成个什么国。这使我对诚信问题开始关注，有了相当的兴趣。最近，他又对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由法制来规范行为，要由民主来监督腐败，要由教育来提高素质，要由文化来弘扬正气，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无法建立的。 问：您对诚信原则普遍落实有无信心？ 答：有。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已有此强烈要求，其前景应该是相当乐观的。 ---------------- ---------------- 本文选自《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3月21日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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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感谢熊先生！ 没时间看了，打包下去再慢慢欣赏。谢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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