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骨精”的烦恼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叫法，把30岁至40岁的，在金融、保险、外资与合资及民营企业、机关等工作的，并在单位中起着骨干作用的白领女性戏称为“白骨精 ”，即：白领、骨干、精英。令人羡慕的“白骨精 ”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自我”，亦有生活的烦恼，面临着知识女性的一道道人生课题。
                一、“要事业还是要家庭”的选择。
    小雨，某金融机构的经理助理。外表文静、秀美的她，凭着聪慧与努力，从一个普通的职员到业务主管，一步一步走得很不容易。她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一直很敬业。但是，她的烦恼却是没办法同时让老板和丈夫都满意，没办法将家事和工作处理得一样漂亮。她的工作单位在上海，家在南京。每周五坐火车回南京，周一再坐火车返回上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象《周渔的火车》这部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只不过一边是温暖的家，一边只是冷清的自己，却没有情人在等。自己孤身在外，晚上经常要醒几次，辗转难眠。“要事业还是要家庭”的选择总是在纠缠着她。她的老公也很优秀，毕业于北大，分配到中科院，又辞职了，他说不习惯那种太悠闲的工作。后来到清华读了土木工程的研究生。现在自己在南京开了个工作室，属于下海了。事业是蒸蒸日上，已开了好几个分部。小雨深知共同创业之重要性，而且很多事也只能自己人做。所以每星期六回去后，都要在丈夫的公司上一天班，参政一下。星期天自己再陪儿子去老师那里上钢琴课等其他事。她老公希望她全力支持他，让她放下目前的工作到他的公司来上班。很多朋友也不理解她，对她说：老公能挣钱，家里现在住的又是市里算最好的房子，别墅式的，两层楼，还有自备车。为什么非要到上海，不仅自己受苦还又扔下一个家。她有个10岁的儿子，长的很帅，什么都很优秀。每天自己6：30就醒了，上学从不迟到。但小孩总是贪玩的，有次她听错题目，做错了两排（应该是第一，二排），老师让他改，他就是不肯，居然用半文字半拼音写了封信给老师。其中说了一句：毛主席说过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认为自己对。无奈，老师把电话打到了上海，小雨只能先在电话里向老师道歉，周六回家后再和老师去打招呼。她老公一直认为她太热爱自己的工作，总是不为这个家着想。其实，她自己也觉得委屈，领导和同事们曾半开玩笑的说，要不是她一直顾着家庭，早已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了，最起码现在已是付总裁了。矛盾，家庭和工作的矛盾，一直苦苦地纠缠着她，上海是她生长的地方，她有一种情愫在里面，她喜欢这里，同时她也喜欢目前的工作环境。怎么说呢，老公的事业需要她，儿子的成长也需要她，照理说，回家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有时又想，总不能为小孩自己什么都不要啊。     
              二、生孩子是女人的义务？
    张惠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团委书记。“工作非常清闲，没有任何挑战性。”3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组织上安排她到基层任职，去离家几十公里远的某地级市当团委书记。机会不错，况且她也厌烦了这种清闲的工作，渴望一种火热的激情，沸腾的生活。但她首先要过老公这一关。老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第二年两人就结了婚。她清楚记得当时老公坐在电脑桌旁，自己的父母也在。她小心翼翼地开了口，老公却一言不发。一旁的母亲先跳了脚：“怎么能两口子分居呢，30岁的女人还折腾！”最后老公甩出了一句话：要去就离婚。后来，几经周折，张惠充分运用团干部的口才，勉强将老公和父母说通，并答应了一些如每周必须回来两次，家务活自己要承担起来，两年后就调回生孩子等条件，才如她愿。
    一晃，两年过去了。就在不久前，机会又来临了。市里换届，由于她工作出色，被推选为副市长。张惠的老公是传统大家庭的独子，父母一心盼着生个独孙。这事之前，两人本来协商，年底要小孩，明年生个属猴的宝宝。新机会让张惠整个人都很兴奋。她回家跟老公好言相商：不要小孩了，两个人各自发展事业。老公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坚决：“绝对不可能！”
事业、老公、32岁的身体都逼迫张惠必须作出个决定。“那段时间，实在很痛苦。失眠将近两个月，非常无助。”她神经质地不停咨询有经验的过来人，见到一个人就急切地想寻找答案，甚至说的梦话都是：“我怀孕了！”她给老公写了一封长长的、动情的E-mail，诉说自己的想法，对未来的规划，劝他不要小孩。得到的回复依然很简单：不可能。内心备受煎熬的吕欣，甚至开始怀疑婚姻本身。“这时回旋我心头的都是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婚姻？”
                三、圣女？剩女
    白领女性，薪酬高学历高要求高，但因为忙碌、接触面窄，加上外企里的隐私观念，适婚年龄的青年常常是难觅意中人。
    三十而过的贝儿有房、有车、有长相，知书达理、精明聪慧，也有大麻烦：无人可嫁。
    在身边最后一个女友嫁掉之后，贝儿痛下决心，用半年时间专门成就自己的人生大计。
    在电脑上输入了年龄、身高、学历等一切条件之后，网络准确无误地开出了“备选者”名单。
    盛夏，长裙飘飘的贝儿开着大眼睛的POLO开始面试“备选者”。也许新换的香水有些浓烈，弄得人头昏，那个有些发懵的公务员领着穿着细跟、尖头皮鞋的贝儿走过半条长安街，终于找到了一家东北菜馆。香汗淋漓始终忍耐着的贝儿一听对方报出“地三鲜”的菜名，就懒得再开口。小餐馆里吱呀作响的电扇，将两人都扇出一身汗。
 　第二天，贝儿换下了细高跟。亏得这一换，要不然，对面的那个副研究员怕没有贝儿高。研究员很有学养，谈笑风生，在茶艺馆坐了一下午，要不是终得起身道别，贝儿差不多忘了他的高度。宝儿愤愤不平：也敢说自己身高一米七二！
   眼见着贝儿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失望。
   终于有一天，贝儿要去见一个刚归国的MBA。已懒得装扮的贝儿这一次悉心装束。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贝儿款款从车里迈出。马路牙子上，立着一个穿着明显过大的旧外套的男子。寻找了一圈之后，贝儿不得不握住对方伸出的手。MBA很坦诚，说自己刚回国，还没找着工作，暂居朋友处，连外套都是借的。
   此后，贝儿改变战术，在电话里先将对方打探一番，通过者寥寥无几。
   真命天子终于现身。在见到对方的那一刻，贝儿后悔得要死，自己怎么就素面朝天地来了？儒雅、挺拔，标准的青年才俊，好背景、好出身、好家境，无可挑剔。惟一挑剔的是才俊的眼光，足以让贝儿热起来的心变冷。
                 四、关于“女人回家”
    《ELLE》杂志中文版11月号发布了一项全球5.5万名女性大调查。关于中国女人，调查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对中国女人格外重要。43%的女人认为这就是成功，高于亚洲和全球的平均水平。中国女人认为，工作首先意味着经济独立。
    历史地看，中国的男女平等，并非是中国女权主义者斗争得来的。“男女平等”是1949年后国家强力推动的一项政策，“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等基本原则相继在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中确立并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并成为今天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国家在制定和落实性别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各方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促进男女平等发展、促进妇女与社会的同步发展等方面还需作出新的努力。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女性仍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城乡妇女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2.88亿人增加到2001年的3.3亿多人；从中央到各级领导中都有女性出任要职，2000年全国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6.2%，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必要，她们也会选择外出工作。然而，在女性就业问题上，一直受到国家维护的中国职业妇女已经受到某些国家妇女“阶段性就业”模式的紧逼。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其中包括大量的知识女性将不情愿地被迫品尝阶段性失业的经历。无可争议的是，跨国公司在输出资本时，也在输出着西方国家的整个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中拥有更多舆论话语权的男性主流文化，会选择发达国家中有利于维护男权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和宣传。同时今天社会上也出现了“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妻子”、“女人回家”的声音，这类话语自1980年代初出现至今长盛不衰。这一系列的话语与革命性话语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有着异曲同工的塑造作用。用学者戴锦华的语言表述：这是男权的“反攻倒算”。
        有专家指出： “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那30年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中国女性真的经历过从话语到意识形态的男女平等，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就业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30年实质上是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今天虽然妇女可能为了生存忍受着种种不平等待遇，但她们并没有忘记自己应有的权利。今天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让那些中年妇女回家那么难，那是因为她们懂得职业的价值，因为她们曾经拥有过、享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