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力量与日本的较量-珠海嫖娼等事件背后
东方早报
记者周浩，实习生周文天、倪冬
9月16日至18日，广东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伴随一阵阵莺歌燕舞，数百名日本嫖客的淫声浪笑飘向珠海上空迅速弥漫开来，而此时，来自中国民间的愤怒则达到了高潮。
新浪网上，一条《珠海一日本旅游团国耻日寻欢，声称来华只为买春》的消息分外刺眼，短短5天内，评论就超过24000条，此后，愤怒指责之声不绝于网。
据报道，9月16日，288名日本游客从日本各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慰安旅行”。当天傍晚，这288名日本游客经香港汇合后，浩浩荡荡地开进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开始集体嫖娼，之后的连续三天，珠海就在这群日本嫖客的浪笑声中度过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日子———“9·18”国耻日。
对此，继9月28日外交部作出正面回应后，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如果你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了解中国民众对此的强烈反感和愤慨。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其公民加强教育，在海外能够增强守法意识，这样做也有利于维护日本自身的形象。
事实上，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有关日本人的恶行远不止这桩集体嫖娼事件。历史遗留的慰安妇索赔事件、钓鱼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冯锦华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毒气弹事件等等，无一不在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中，除中国官方的义正词严之外，一个始终穿插其间的“身影”———民间力量已然觉醒，并开始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正如专家们分析的那样，这种民间力量的生长，不但影响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而且正在改变过去别国对华政策中的一元化思维———基本上只考虑中国官方的态度，而忽视了中国民间的反应。
但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在这股民间力量的背后，多多少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情绪。
“万言书”开启民间索赔之门
1991年4月2日晚上，童增捏了捏装在包里的“万言书”，大踏步迈向天安门。这天刚好中国人大第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9天。
在人民大会堂出口处，满头大汗的童增终于“堵截”住一位外出休息的全国人大代表，并将“万言书”交给该代表，希望该代表将“万言书”拿到全国人大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份“万言书”凝结了童增近1年的心血。童增说，针对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的问题，从1990年4月开始，他就开始为“万言书”做准备，看了不少国际法以及民间索赔方面的法律书籍。在“万言书”中，童增提出了一系列当时颇为“前卫”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即“必须把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区分开来”。
事实上，在童增之前，即1988年9月，民间就开始了对日索赔的漫漫长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工说，1988年9月，山东省张楼村村委会将一封加盖公章并附200多名村民签名的信，寄往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该信提出，虽然中国政府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中国人民的私人损失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完全是两回事。希望日本政府"爽快地"对侵华战争中造成的伤亡进行赔偿。然而，该信寄出后，却“泥牛入海”。此后，据称日本大使馆也曾收到数十封这样的来信，但全都杳无音讯。
童增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说，将“万言书”交付全国人大代表，主要是想让高层听到民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使童增感到意外的是，“万言书”交付给全国人大代表的当天，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几位人大代表正式向七届四次会议提出“建议案”，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认真考虑对日民间索赔的问题，但因提案截止日期已过，“建议案”未被列入此次人大会议的正式议案。
事隔一年，经过大量的准备和呼吁，“万言书”终有了结果。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9天后，在1992年3月20日召开的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议案。
至此，通过童增及其他爱国民间人士的努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拉开了序幕，民间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
早期民间力量举步维艰
一系列舆论预热之后，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活动在90年代中期渐渐展开。但在索赔活动初期，民间力量遇到了重重困难。
“花岗劳工”幸存者向日索赔事件是民间通过诉讼索赔的第一起。1943年起，986名中国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镇为日本鹿岛公司挖矿，在极度饥饿、受虐待的情况下，不到一年就惨死近300人。1945年6月30日，劳工大队长耿谆率众奋起暴动，结果惨遭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有130多人被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花岗惨案”。至1945年12月，在鹿岛公司奴役下的986名中国劳工，有418名死于非命。
1995年，“花岗劳工”幸存者耿谆等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被告是日本企业鹿岛建设公司。5年后，双方在东京高等法院和解。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建立“基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专家管建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表明积极的态度后，民间力量的人权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得到了提高，这起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事件，其实就是民间力量觉醒的产物，但“花岗和解”的赔偿只相当于“慰问金”，并不具备法律意义，在法律意义上该起索赔诉讼并未取得成功。
另一起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空爆案”的判决结果则更为令人费解。1943年11月4日，侵华日机在对浙江永安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中，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高熊飞当时被炸断了右臂，半个世纪过去了，高熊飞于1995年8月7日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
直到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才作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但详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日方法院老调重谈，他们认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稍后的“刘连仁劳工诉讼案”多少有些起色。1996年3月25日，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充当苦役的中国人刘连仁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2001年7月12日下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日本政府向曾经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充当苦役的中国人刘连仁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而判决之日刘连仁已经离开人世半年。但日本政府不服此判决，2001年7月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至今没有结果。
来自“9·18爱国网”上统计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对日民间索赔案已达23起，包括劳工诉讼13起，慰安妇和性暴力受害者诉讼5起，细菌、化武受害者诉讼3起，“无差别轰炸”诉讼1起，名誉权侵权诉讼1起。
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来说，这一数目还仅是冰山一角。一位长期从事对日索赔的中国律师告诉记者：“大多数对日索赔诉讼都遇到重重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民间力量过于单薄，而且显得比较孤立；另一方面，早几年官方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在索赔上还是相对‘克制’。如果仅靠民间力量，能把日本政府搞定吗？显然不能！政府的态度和斡旋有时候会起到想像不到的作用。”
上海社科院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对政府的“克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几年前，在对日民间索赔和保钓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比较软”的态度。对日索赔的一系列诉讼失败和中国政府的“克制”，通过网络，民间情绪的爆发开始越来越强烈，而情绪的表达也越来越变得盲目和易煽动。
民间力量推倒马立诚？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和影视明星“还珠格格”的视演者赵薇首先切身体会到这股民间情绪的力量。
2001年夏天，赵薇在美国曼哈顿为《时装》杂志拍摄春夏服装的宣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被指责服装图案酷似日本军旗，2001年12月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然而事情并未止于争议。2001年12月28日晚，赵薇应邀参加湖南经济电视台举办的6周年台庆《情深深雨蒙蒙新年演唱会》，当赵薇演唱到最后一首歌时，突然从台下冲上一位男子，该男子撞倒赵薇，并向其泼大粪。
但在网上，这一“过分”行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泼得好”成为网上骂得最多的字眼。
不久，赵薇通过相关平面媒体发布了致歉公开信，继而在接受《娱乐现场》的电视采访时又再次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
尽管如此，赵薇的广告身价还是急剧下跌，一位广告界人士对记者说，民间对赵薇如此反感，这时候请赵薇做广告无疑是自找死路。
在“赵薇军旗装”事件后，“马立诚事件”再次引起民间的争议。去年16大召开会不久，马立诚在2002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马立诚的主要观点是：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纠缠不休；中国人对日本右翼势力看得过于严重；向赵薇泼粪等事件表明，中国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等。
该文在网上贴出后，立刻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响。在网上，马立诚被斥责为“汉奸”、“卖国贼”。有人甚至在网上组织团体，准备到北京“把马立诚给宰了”。
在一片责难和讨伐声中，马立诚最后只好黯然离开《人民日报》。
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认为，“赵薇军旗装事件”和“马立诚事件”扩大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民间情绪的高涨，民间力量在推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被斥责为“汉奸”并由此付出了代价，实际上是‘民间力量把他们推倒了’。”
民间力量渐入佳境
民间情绪的过度表达远不止这两起事件。有一个事例是，2002年7月，天涯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民间看日本”的调查，在“用一个词来形容日本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大多数网友使用了“变态”的字眼，90%以上的网友表示“非常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有学者指出，这显然是因为民间情绪高涨后的某种夸大表达。
但在今年，民间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权益的事件中开始渐入佳境，他们的活动不但显得越来越理性和务实，而且也注意到与政府的配合。
网上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3日，由“9.18爱国网”、“爱国者同盟网”等网站组织的“中国民间首次出海保钓团”从浙江玉环出海，抗议日本政府“租用”钓鱼岛、实施“国家管辖”的非法行为。“9.18爱国网”负责人吴祖康表示，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众多的网上抗议活动成了活生生的行动，而且在出海前有充分的计划和准备”。
对此，中国政府并没有出面阻止这次活动，在保钓船与后方失去联系后，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了海上救援。在整个出海保钓过程中，中国外交部也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注”。
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国外记者“内地、台湾和香港的保钓人士坐船到钓鱼岛宣誓主权，请问发言人对此事有何看法”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曾多次在这里就钓鱼岛问题阐明中国的立场。我想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方一向主张中日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这个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事实上，民间力量出海保钓活动拉近了网络爱国人士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很多活动中，网络爱国人士也秉承“不给政府添乱”的原则。
上海社科院亚太问题专家王泠一指出，对日情绪的表达是否过度已成为学术界反思的一个问题，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民间的斗争开始注意斗争策略。比如，民间在对日问题上开始提出很明确的目标，要求干什么，要求赔偿多少。
民间力量的渐入佳境在另外两件事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悉，不少民间人士在得知京沪高铁“选择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将超过90%，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审核”的消息后，以“9.18爱国网”为首的几家网站立即组织了“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活动，但在铁道部提出希望网络舆论不要影响正常决策后，组织者主动停止了这次活动。
在“9·29日军遗弃化武诉讼”之前，不少民间人士在“9.18爱国网”上发动了签名活动，从8月15日到9月15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网上迅速征集了百万签名。管建强说：“这个规模绝对是最大的，显然这次签名活动对‘9·29日军遗弃化武诉讼’的胜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著名学者朱学勤据此分析说：“民族要自强，还是应采取理性的方式，打铁还需自身硬，说到底，还是要修炼‘内功’，自己的实力强了，才能让别人尊重你。”
引导民间力量刻不容缓
事实上，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生长、壮大和发展，日本方面也开始重视中国民间的呼声。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8·4毒剂泄漏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准备以“慰问金”的形式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后来证实这只是《读卖新闻》自己的“推测”。管建强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有意试探中国民间的情绪。
王泠一向记者举了另一例子。他说：“上海社科院也经常接待一些日本的访问团体，他们到中国来，都很关心中国青年人和民间的一些想法，很在乎民间力量和未来力量对他们的认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注意民间力量。倪乐雄说：“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珠海买春事件上，中国政府政府的一系列强硬姿态充分考虑到了民间的情绪和呼声。”
针对民间力量在化武问题的对日诉讼，政府也正面向日本作出了回应。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强调，希望日方正视并妥善处理二战期间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
但在网上，民间情绪仍然存在不少过度表达的情况。王泠一认为，随着民间力量的觉醒和成长，现阶段民间与政府之间的配合已经使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现在还存在着极端的民间情绪，政府如何让民间力量有一个合法的渠道，在如何引导民间力量上已经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