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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来自河南省内乡县的农村老人，竟是与组织失散数十年的我第二野战军安插在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的情报员！当年以国民党上尉军官身份为掩护的我军地下工作者周伯鹏，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刺探情报，截获机密文件，其情报活动做到了万无一失，绥靖主任，陆军上将孙震竟毫无察觉。

    邂逅相遇投奔革命
    1948年9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孙震，改任华中“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绥靖机关就设在湖北宜昌桃花岭圣工会东楼。周伯鹏是作为孙震的部下来宜昌的。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7岁的周伯鹏就参加了河南邓县义勇壮丁队，凭着能写得一手好字，人又聪明勤奋，周伯鹏得到上司赏识，很快被推荐到国民党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任文书、司书等职，最后当上了郑州绥靖参谋长赵自立的随从书记，受到同僚们的青睐。至1947年初夏，郑州绥靖署改组成陆军总部郑州前进指挥所，孙震任主任。由于参谋长赵自立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周失去了靠山而受排挤，新任参谋长白汝庸为安插亲信将周裁减出去后，念他是5战区长官部的旧人，改派他前往徐州报考陆军文书副官学校。未想到待周伯鹏赶到徐州，学校停办，他只得返回郑州。
    当年因战事频仍，交通受阻，周伯鹏步行经萧县到永城县演集地区时受到盘问，方知自己进入了解放区。区长张彦秀查明他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就向他宣传以后不要再为国民党效命，要为共产党和解放军做事。周伯鹏既不慌张也不隐瞒，把自己的来历和知道的事如实向张区长说了。
    当时，刘邓首长挥师挺进大别山，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军内部情况，演集区张区长遵照上级的指示，带着周伯鹏前往近郊不远的安徽省太和县人和寨的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驻地。军区首长接见了周伯鹏，在首长的鼓励下，他把所知的国民党军内部情况详细介绍了一遍，同时将自己作为派系之争的牺牲品被一脚踢出的满腹情绪倾泄出来，表示要与反动派彻底决裂，参加解放军不够格就回家种田去。
    军区首长对他的觉醒给予嘉奖，诚挚的说道：如果真心想参加革命，照常穿这套国民党军装一样可以，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部队，为我军收集情报吧！他欣然应允，表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决不辜负首长的一片好意。首长叫司令部的同志拿来登记表给他填，他还写了自传。在场的5位军区首长当场签字，批准他为军区情报员。其中一位首长握着他的手庄严的说：周伯鹏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了，胜利以后归队时再换上解放军军装吧！预祝你胜利成功！事毕，首长陪他吃了饭，并派情报处副处长杨人和向他交代任务。杨处长教他一言一行必须严格保密，不对上暗号不交情报，还告诉他军区化名宋治平，他送情报的化名叫王向荣，档号12号。组织上安排的联络点有两处：一处是开封市复兴街18号的火车司机李复元；一处是兰封县伪保长张光烈。周伯鹏一一牢记在心。
    杨处长和周伯鹏等一行数人骑马赶往前沿阵地附近，周由电台台长杨力生护送进入敌区。由于军区首长的布署很妥帖，周伯鹏顺利地回到国民党军郑州指挥部三处（作战处）任职。从此，他就在孙震的身边，一直从事收集情报的活动。
    孙震，四川成都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与护国战争，1939年为国民党陆军上将。1943年晋升为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先后任郑州绥靖署副主任，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在共事的国民党将领中，职位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在台儿庄战役中，孙震的22集团军浴血奋战，其业绩也载入史册。但在以后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中，孙震却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一步步走入困境。1946年他率部围攻中原解放区，紧接着又投入定陶战役，3个师有两个被歼。淮海战役更使他元气大伤，他的亲信和侄子孙元良当司令官的第16兵团东援徐州，不久就全军覆没，孙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奉调宜昌。孙震不曾想到，他退避开炮火连天的战场，却无法摆脱无形的战场。在宜昌，万县的一年多里，周伯鹏的情报活动更为频繁，更加得手。老谋深算的孙震被搞的晕头转向，始终未料到自己的机密是通过身边的周伯鹏传递出去的。

    特殊战场隐蔽斗争
    周伯鹏告别豫皖苏军区首长，回到郑州后就积极开展工作。他逐渐注意到一个叫许振渭的档案员，此人年纪小，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也较轻，又掌握档案室这个要害部门，如能争取过来，对开展情报工作大有好处。于是周伯鹏寻机多和许接近，以致称兄道弟，无话不谈，甚过一般同事关系。周进而暗示自己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在考虑今后的出路，见许听到这里也有同感，就压低嗓音正色透露自己已经秘密的投靠了那边，并进一步说：解放军急需军事情报，看在知己的份上，希望得到老弟的帮助，从档案室选出一些机密文件送去。许振渭深明大义，很快从自己保管的档案中取出了记载有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全国兵力、驻地、指挥系统、作战指导腹案、情报网、兵站、仓库和设施在内的图表、文件，卷成一大卷，暗地交给周伯鹏。
    周伯鹏接过这一大卷东西又喜又忧，喜的是初战告捷，忧的是如何才能安全送到联络点去。他思前想后计上心头，便向上级请假，说自己是赵自立参谋长的随从书记，现在赵当上省主席，自己去开封省府探望老上司。此计很灵，马上得到批准。于是，他就去开封找到火车司机李复元，将这卷机密材料交给他，再由李转交给我军区首长。
    1948年到宜昌后，周伯鹏的情报活动更为频繁，更加得手。他留意观察，发现有一个少年常到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司令部附近玩耍，于是巧妙地与之接近，并了解到这位少年名叫邹大彬，是一家杂货店的学徒，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周伯鹏正苦于与组织失去联系，就与邹大彬谈好，建立起传递情报的关系。
    1948年9月，周伯鹏在司令部能弄到宜昌国民党军核心工事要图和川鄂绥靖署指挥系统等情报，交邹大彬送出。同年冬，又在三斗坪以了解布防为名，截获了川鄂绥靖署兵力布署，作战指挥腹案，兵力位置态势等资料图表，交邹大彬转送组织。。。。。。。。。。。(原文如此，估计被删节)
    1949年初，川鄂边区绥靖署准备移防万县。一天晚上，周伯鹏约邹大彬再次接头，邹大彬从怀中掏出一张相片给周伯鹏看，并介绍照片上的少年叫罗方义，是宜昌文都中学学生，邹大彬过去的同学，人可靠。他还告诉周伯鹏，今后若有情报就用化名写信，寄宜昌大公路内地会贺治安先生转李汗先生收，李就是罗方义的化名。周伯鹏也请邹大彬将一年多前军区首长给自己取的王向荣这个化名转告罗方义。
    周伯鹏去万县后，给罗方义写了多封情报信，信中出现的诸如：水势陡涨，水势回落，行情看涨，行情下跌等字句都是情报暗语。为了避开特务的嗅觉，他的信一律用印有川鄂边区绥靖公署款名的军用信纸和信封。由于收寄双方地址都颇有来头（一方是高级军事机关，一方是外国人办的教会），这些信都安全送达。
    1949年春末夏初，周伯鹏用暗语写信到宜昌通知罗方义速来万县取一批重要情报。罗方义接到情报信后立即动身赶到万县，按信上约定的接头地点与周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周伯鹏经过仔细端详，认清面前的少年就是邹大彬交给的照片上的罗方义后，极其慎重地将一卷绝密军事文件交到罗方义手上。这些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军在大巴山的防卫作战计划、川鄂边界的军事布防与火力配备图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花名册等。在一位船工的协助下，罗方义安全携带情报回到宜昌。情报开始藏在家里，因为警察搜查很紧，为了万无一失，罗方义利用自己是基督教教徒这层关系，暗中转移到内地会教堂一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半个月后，远安县来了一位姓李的交通员将这卷情报取走（宜昌解放后，罗方义才知道这位交通员是二野情报处派遣的，可惜他在执行另一次任务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不久，宜昌解放。罗方义通过市公安局黄局长介绍，正式填表参加二野情报处成为通讯员，奉命潜往还是敌占区的四川万县找周伯鹏，传达对他的指示：就地隐蔽，待命归队。罗方义打扮成逃难学生模样，经兴山偷越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了巴东（敌占区），偶遇有人问就说自己是躲逃共产党的。他从巴东西上，或乘木船，或步行，好不容易赶到万县，非但在联络点上没找到周伯鹏，却在街上与由宜昌逃到万县的中统特务刘××相遇。此人早在宜昌就怀疑罗方义的身份，而且又是罗方义的邻居，为防不测，罗方义即绕道巴东回到宜昌复命，此时沿途各处均已解放。

    阴差阳错断线蒙冤
    罗方义第二次赴万县传达原地待命归队的指示，周伯鹏不知道，孙震撤退时他也只好随行，伺机行事。由于他的行踪被绥靖署电台的一个军官看出破绽，撤退途中，此人对他威胁道：你吃里扒外，暗中干的事小心点！眼看自己暴露，周伯鹏连夜脱离部队潜往南充。这时四川全境尚未解放，他又辗转来到宜昌。
    1950年元旦之际，周伯鹏找到宜昌和平里14号罗方义家，罗的父亲告诉他，罗方义已经参军走了，接头心切的周伯鹏，茫然不知所措了。原来，罗方义赴万县找周不着，有被特务盯梢，只得回到宜昌。不久重庆解放，二野情报处通知罗方义随军入川。途径万县时，情报处派卢参谋与罗方义一道到联络点找周伯鹏，才知道周伯鹏从南充路过万县回宜昌找罗方义去了，罗立即给家里写了封信，又随军西行。
    周伯鹏找不到罗方义，好不懊恼，罗父招待他吃饭和住下。周伯鹏找到二野（驻宜）西南办事处要求归队（办事处实际上是二野四川情报站），主任（既站长）李奋同志接见了他。二野驻宜同志从罗方义交来的密信和口头的汇报早知道周伯鹏的情况，也相信眼前从国民党部队逃出来的军官就是周伯鹏，但是按照组织原则，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必须先接上关系，才能归队，便只好把周的真实身份以及暂时回家等候关系等情节写信介绍到宜昌市军管会和市政府，最后军管会书面证明周伯鹏是我方人员身份回家等候关系，而手续上又只得按旧军人遣返办理。罗父给了周一身便衣换上。然而，周一离开宜昌，严峻的生活现实击碎了他归队的美好憧憬。他未到家门，能说明他真实身份的证明便被扣了下来，手上有的只是一纸遣返证。回家后，任凭他捶胸顿足，发誓赌咒，表白自己一片赤诚之心，诉说自己如何秘密参加革命，最后如何失散关系的原委，不但村里人不信，就是区里县里干部也不信。他要求调查，得到的却是一顿喝斥。过了春节，他求村干部开张路条让自己到开封找原来的联络点火车司机李复元接关系，被拒绝，他苦苦哀求，有人斥责他想逃避斗争。他一气之下动身了，只走到南阳，就被尾随而来的民兵抓住，押回去后管制的更严了，他叫苦不迭。
    1951年3月，周伯鹏被定为不法地主，判刑3年，后又加刑两年，押送到江苏投入劳改。1956年刑满留劳改农场就业，后来调到安徽寿县一个农场当农工，1963年退职回家务农。

    身处逆境矢志不移
    凄楚的经历，坎坷的生活，并没有使周伯鹏淡漠对往事的回忆。每当他谈及那段往事的时候，总要遭到一些人的斥责，讥笑和嘲弄，不是责他口出狂言，就是骂他犯了疯病。1970年他萌生了重找罗方义的念头。他来到宜昌好不容易访到罗家一户老邻居，当听说他找罗方义，连忙关照他：别找了，罗方义正在被当地群众批斗哩。他只能连夜跑回了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伯鹏于1980年赴京上访，可是提不出证据与线索而不了了之。1981年他忍痛卖掉母猪和口粮，凑了路费再次上访，来到中央某机关径直往里走，被警卫战士拦住，他声言要见一位首长，说当年自己是他的老部下，要亲自陈述冤情。警卫问他有无证据，这时他才想起刚才的举动多么唐突，只得结束了这次上访，垂头丧气动身回家。少量的钱用的所剩无几，他只得扒运煤火车，铁路工人听了他的叙述很同情，没撵他下车。
    5年后的一次故人相聚，周伯鹏一颗沉寂的心又活跃起来。1986年5月的一天，正在河南镇平县老家探亲的宜昌二中离休干部许溪清和他的老伴，要到邻县探望一位数十年未通音讯的老友——周伯鹏。当他们来到一间又低又小，破烂不堪的农舍，见到瘦骨嶙峋、视力不佳的周伯鹏时，许溪清问：还认识我吗？周伯鹏喊了声：振渭啊！就浑身颤抖，热泪盈眶。原来来客就是当年的档案员许振渭。
    分手40年后又重逢，两人有许多话要倾诉。许振渭1948年与周分手后随军开往徐州，淮海战役结束，徐州解放，部队解散，他回到镇平老家。1949年春豫西一解放他又参加解放军某军政干校，1959年专业到宜昌工作。听到这里，周伯鹏为之一振，泪流满面地说：振渭弟，救救俺吧！我要找罗方义，洗刷不白之冤呀！两人商定秋后在宜昌见面，一道查访罗方义。
    是年10月，周伯鹏来到宜昌，许溪清陪他四下寻访，终于在宜都找到罗方义的姐姐，搞清楚罗方义的下落。周伯鹏横下一条心，要连夜起程到内蒙古找罗方义，许溪清为老友来到市委党史办公室求助。搞接待的朱同志一听周伯鹏的名字，猛吃一惊，忙拦住话，请许溪清赶快问周伯鹏，知不知道王向荣，李汉生二人是谁？许溪清很快转告周伯鹏的回话：王向荣是我的化名，李汉生是罗方义的化名。我们当年就是用这些化名传递情报的。朱忙请许溪清给周捎信：别走，赶快写个申诉材料交来。

    欣逢盛世沉冤昭雪
    原来，周伯鹏从事情报工作的真情，宜昌还有另外的人知道。那是1955年春，宜昌市委组织部在清理干部档案的工作中，发现一个袋子装着一扎用国军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的军用信纸信封写的信，这是打入敌军内线写来的情报，还夹着证明文件。不久，宜昌市委组织部又在有关报告中写道：这次清理工作中，清理出地下工作人员周伯鹏从事敌区革命活动的合法证件，活动联络信和组织审查材料多起。周伯鹏下落不明，我们就从地下活动联络信件的信封上发现是由本市大公路内地会（教会组织）贺治安转李汉生收。我们找到了贺治安，从而查明李汉生是罗方义的化名，与周有联系，进而查到本人下落及家庭住址。
    另外还有一份市委组织部写给原宜昌市长的信函：我们最近清理干部档案，其中一人情况如下，请函告下落。此人叫周伯鹏，是前豫皖苏军区郑州指挥所的关系，派往万县孙震司令部既川鄂绥署第三处，与组织罗方义（化名李汉生）联系。档案内有二野西南办事处李奋主任给您的两封信（一封是50年元月4日，一封是元月6日）。内容大意是：周是我部队派往孙震部，利用关系进行情报工作，请查处理等语……
    根据上述记载，有关部门曾找到了年逾八旬的贺治安老人，可老人说，宜昌刚解放罗就参军走了，杳无音信。
    周伯鹏按照党史办的意见写好了申诉书，并急着要去找在内蒙古工作的罗方义。党史办的同志一面劝他不要着急，安心回家向县委申诉；一面表示将以组织的名义给内乡县委写信，介绍宜昌档案文件中有关他的记载，并向内蒙古发函取罗方义的证明。周伯鹏这才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回原籍内乡县去了。
    此后，宜昌方面与河南省、内蒙古有关部门公函往来，并向后向中央军委办公厅，国防部，河南党史办公室等10个单位寄去17封信，遍寻线索。不久，收到四川省党史办公室提供重要知情人李奋的下落的复函。内乡县委随既派员在宜昌完成调查取证任务后，赴成都向李奋同志调查且从李奋处辗转了解新的线索，又前往郑州、北京等地找到当年军区情报处处长孙卫和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在国家安全机关查阅到一份1949年8月的历史资料有如下记载：周伯鹏，第5组组长，基本关系，河南内乡人，现年30岁，1947年与我发生工作关系，在郑州曾供给不少情报，后转沙宜，现在川鄂绥署任书记，住宜昌。
    至此，真相大白，内乡县人民法院当即撤销了几十年前的刑事判决书，宣告周伯鹏无罪。
    周伯鹏从事情报工作3年之久，近千个日日夜夜，生活、战斗在特务穿梭、密探成群的敌军高级机关和重兵布防的重地。他的活动机智勇敢，卓有成效，瞒过了敌军将校军官。国民党上将孙震怎么也想不到，他司令部的作战处和档案室成了我军的情报供应站和敌情了望哨。
    周伯鹏这位备尝艰辛的老同志，终于苦尽甘来。组织上确认他系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办理离休。在省里领导亲自过问下，县政府发给他一笔补助金。这位坎坷一生的老战士，正欢度着愉快的晚年。
    此文写于1996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万里推杯解岁寒，
    心随明月照阑干。
    劲松炼雪成青铗，
    不许人间行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