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女婿半个儿东山坡建村仅百年，因村西有一小丘，故名东山坡，清时属皇家万里马场，史上既没有出现过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同它的大多数子民一样，在平淡的日子里感受着世事的沧桑变化。和村里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家门的村民，如蛋子、二赖一样，乳名就成了官名，于是，东山坡也就成了这个村的行政名称，一块石碑刻上字，便明确了它的身份。村人举子，官名叫李明举，近一米八的个子，稍有些驼背，不过人很精神，臂力过人，走路生风。三十多年前的举子是小队队长，这个职务在当时来说是个让人“眼馋”的差事，当了个“小官”，加上举子又是贫农身份，可谓“根正苗红”，因而在选择对象上就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于是就选择了三翠，三翠身材丰腴，个子像“大洋马”， 按照当时村里人选择媳妇的标准“娶媳妇就娶那‘大屁股’”的要求来衡量，三翠是“样板”，是众多青年的“梦中情人”。在村民们看来，有着丰满的身子、骨盆宽大的女人才能生下身体强壮的孩子，身体强壮才能成为伺弄庄稼的好手，更重要的是延续香火的根本保证，这样的“好媳妇”当然得找个“好男人”，于是，举子和三翠作为“郎才女貌”的“黄金匹配”而走到了一起。三翠果然是生孩子的能手，“一撇腿一个，一撇腿一个”，四年时间就为举子生了三个孩子，不过都是女孩，而且第三个也没保住。求子心切的举子夫妇在以后的几年里仍鼓足干劲地生，结果都是女孩，都悄悄送给了别人，直到上世纪七○年代末仍没有生出男孩，于是，不得不把最后一个女孩留下。那时马寅初的“人口论”已成真理，计划生育已成基本国策，谁也不敢轻易踏进“雷区”，加上举子也顶了一个“小乌纱”，尽管是小队队长，但起码于“公家”沾了点边，夫妇二人也就没有加入到“超生游击队”的行列，三翠就做了绝育手术。尽管没有儿子，等女儿长大后一嫁人，就会有三个女婿，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三个女婿可以顶“一个半”儿子了，举子夫妇的心里就踏实多了。塞外的风吹老了岁月，却吹不去花的鲜艳，尽管不是什么青山秀水的地方，但举子的三个女儿却出落的花一样的漂亮，为荒陋的东山坡增添了许多色彩。举子夫妇面对村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和发出啧啧的赞叹，心里非常受用。尽管女儿们还在上小学，但本村的、外村的求婚者却排成了队。举子家里整天坐着口舌生花、拍着胸脯保证求婚的男方有着“十大优势”的媒婆和媒汉。举子夫妇对这些媒人表面上笑脸相迎、点头称是，跟她们一起叫好，但又说孩子还小，现在不能谈这事。其实，举子夫妇的内心早有了自己的天平，他们已为自己的三个女儿“内定”的未来的“乘龙快婿”。村子不大，也就百十户人家，大多数都是标准的农民，属于“目不识丁”的范围，整天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份稍有区别的有三人。第一个是村里管理磨房的赵明，每天磨完面，赵明把与磨面机相连的布袋抖干净，能得到半脸盆白面，端回家后，他老婆的脸就成了一朵花，扭动着水桶般的腰，和好面，铺开面板，开始擀面片，接着炒了葱花，在汤里下进面片，做成面片汤，一家人哧溜哧溜地喝面片汤。先是葱花的香味，接着是喝汤的声音，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正在就着白水啃玉米面饼子的邻居家里，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刺激，玉米面饼子就咽不下去了。赵明还能从磨房里扫些麦麸，他家就养了一头猪，年底杀了，在别人脸咸菜也没有的情况下，赵明一家能大口吃肉便是天上 人间的景象了。第二个是李实在，李实在是县粮油厂工人，在国营单位上班，是顶天立地的“工人老大哥”，与赵明相比，李实在的优势在于手里有现钱，在村里人还是靠“鸡屁股银行”的小钱买盐打油时，李实在就能从兜里甩出几张“大团结”，到了供销社，高喊一声“来二斤糖块”，于是他的孩子便咯嘣咯嘣地咬着塘，甜甜地喊“爸爸真好”。别的孩子只能捡起糖纸，包上石块玩了。李实在基本上每月从县里回村一趟，穿着白衬衣，故意把袖子挽的高高的，露出那块“上海”全钢手表，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很轻松地超过了村民的牛车，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第三个是赤脚医生张树山，张树山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不用下田，坐在村里的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给人把脉、打针，有上、下班时间，风不吹、日不晒，像在城里机关上班的人、张树山的医术还算高明，不但为本村人看病，连临近的牧民也找他看，看完后免不了送些牛、羊肉、奶酪之类的东西，这对于农民来说，当然是稀缺之物。人食五谷杂粮，难免生病，要是在白天还能直接去村卫生所找张树山看，也方便。倘若在晚上有个头疼脑热，就得去敲张树山家的们了。张树山虽然才三十多岁，但是能救命的医生，加上辈分也大，人们在晚上找他时不敢用力敲们，低声说：“四叔（四爷），起来给XX看看吧”。女人的漂亮就是资本，就有能力扩大选择对象的范围，尽管举子的三个孩子年龄尚小，但举子夫妇就把自己未来女婿的目标锁定在村里这三个“好条件”人家的孩子。大女儿建花找赵明家的旭阳；二女儿建容找李实在家东子；三女儿建靓找张树山家的学军。那三家虽然比起别人来条件稍好些，但一想到能儿子能娶到方圆几里数一数二的“美女”，都十分乐意。举子夫妇在不同场合公开或不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意在告诉人们找对象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同时也告诉那些媒人，再不要白费心思了。于是，在我们学校里整天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李建花开的爽，，一头插在旭阳上”，“李建容唱得好，东子听了蹦的高”，三女儿建靓因为还处在穿“开裆裤”的年龄，也就没有成为歌谣叙述的对象。举子的三个女儿，我与建容最熟悉，我们是小学五年的同班同学，她比我大，因为她上了三个一年级，虽然比我上学早，但最后还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建容也是她们姐妹三人中最漂亮的一个，那时，人们在看完电影《神秘的大佛》之后，竟一致说建花长的像刘晓庆。多年之后，刘晓庆以年届六十的年龄扮演十八岁的青春少女，尽管有些夸张，但却不失风采，我们不得不承认，刘晓庆的确是美女，张建容同样也是美女。建容的学习成绩不算太好，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学校的焦点，首先是她的美貌，同样也因为她的多才多艺，有一副百灵鸟般的嗓子，校园里整天飘荡着她的歌声，她还是一名体育健将，短跑、跳高样样都行。那时建容高傲得像个小公主，像我们这些身上找不到一丝“闪光点“的庸常之辈，五年时间和人家说过的话也没超过三句。那时，每年“六一”，乡里都要举行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时，建容的独唱是必选节目，脚踏琴伴奏，全场人给她打节拍，如果那时兴献花，建容一定会被鲜花包围的。开幕式文艺表演结束后，她那矫健的身影又出现在田径赛场上，引起阵阵喝彩。乡中学就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了，那里的音乐家教师和体育教师像伯乐一样发现了建容这匹“千里马”，俩人表示，要推荐建容去县里接受专业的音乐或体育训练，意在让这只“飞燕”真正冲天而飞。两位老师骑着自行车多次去举子家里做工作，劝他们答应让建容去接受专业培训。举子夫妇找了各种借口，比如孩子小，家里没钱等，终于没让建容走出村子一步，一个歌手或一个冠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温柔”的关心里。其实不让建容去的根本原因还是有东子那个“好条件”的“女婿”在吸引着举子夫妇，他们“占”了这样的条件，生怕被别人抢去。旭阳、建花上完小学后都没有上初中，两年后，两人一个十七，一个十六，在众人的瞩目下，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旭阳先是接了他爹的班，操纵起了磨面机，但那时集体已解散，属于个人承包磨房，老柴油机、老磨面机早已“超期服役”，磨出来的面很粗，机器三天两头坏，也没钱更换新的，不久人们就不用他磨了，旭阳只好把机器当一堆废品卖掉。然后铁生又去学木匠，最初给人们做排子车、大衣柜等，后来、三轮车、拖拉机出现了，人们便将排子车推进闲屋，几乎不用了，旭阳打的大衣柜的样式也没有买的好看，人们都去买了，之后旭阳做的木匠活就仅限于修修、钉钉等小活，挣不到什么钱了。那时，村里除了老、弱、病、残，基本上没有了年轻人的身影，所谓只剩下“六一三八九九”部队了。旭阳夫妇也加入到南下北京打工的行列。东子和建容走了和他们的姐姐姐夫同样的路，也是都没有上初中，没有领结婚证，就“典礼 ”同居了，在农村，“典礼”这个仪式的作用要比“红本本”（结婚证）的“威力”大，只有在“典礼”后，才算“成人”，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东子的“典礼”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子父亲李国维弄来一辆吉普车（老式“212”），扎了花做为婚车，成为小村第一例，够排场的。其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了，之后，李实在所在的厂子也同县里众多的小厂一样，经受不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马解散了。下岗的沉痛打击，加上李实在本身就有哮喘病，等于雪上加霜了。默默地回到村里，整天喘着粗气，脸色发黑，端着一大搪瓷缸子像他的脸色一样的浓茶，不说一句话。当了几十年的工人，攒下一点钱，盖了三间区别于村里多数人住的土屋的房子，俗称“砖包皮“，也就是房子的外面用砖包起来，里面还是土坯。鹤立鸡群般地竖在村子中间。这也是李实在曾经辉煌过的一个见证。而这时，李实在不但断了工资，而且每天像吃饭一样大把大把地地吃药，很快把一点积蓄花完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东子身上，东子从小过惯了较为舒适的生活，田地里的活一样也拿不起来。可谓“小姐身子丫鬟命”，东子这条家庭的“顶梁柱”实在承受不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性格也内向，每天从一起床就开始吸烟，吸烟时皱者眉头，总像在思考什么。只有吃饭时稍停一会，每天能吸三盒。举子早已不是小队队长了，“联产承包”对当年的凤阳小岗的农民来说，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但对举子来说，却像浇了一头冷水，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只能靠实际劳动说话了。好在三翠是庄户好手，应付农活还是绰绰有余的。举子夫妇不但要干自己家的农活，大女儿两口子在外面，二女婿又抗不起来，所以，两个年过半百的人干的是三家的活。举子的腰就更加直不起来了，本来身材丰满三翠也变成竹竿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原本指着养老的女婿，看来大女婿和二女婿是没有希望了，举子夫妇不禁感到了悲凉。三女儿建靓终于上了初中，因为学军上初中了，所不同的是学军的成绩好，而建靓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也许是美貌占去了太多的风光，学习成绩就打了折扣。即使如此，举子夫妇还是勒紧腰带供建靓上学，以便让建靓有足够的时间和学军接触。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在经历了几年“服苦役”般的学习和“苦行僧”般的学校生活之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在那之前，村里没有人“考出去”过，我也算出了一次“风头”。还没有开学，一天早晨，我照例去井上挑水，举子正好也在，他见了我之后，先是夸了我一番，什么从小就看我有出息，什么我家祖坟上有什么草等。接着就“请教”我的学习“秘诀”，我说也没什么“秘诀”，主要是方法加功夫，他便要我的复习资料，说让建靓看看。我于是就把我用过的复习资料都给了他。我师范毕业后，在外地参加了工作，每年寒暑假都回村，期间看到也听到了举子一家的事。大女儿建花和女婿旭阳一直在北京打工，在石景山的“打工者部落”里租了一间破房子，建花给附近一所高校的学生公寓打扫卫生，旭阳买了一辆三轮车，主要是给人家清运建筑垃圾，作息方式是“昼伏夜出”，白天睡觉，晚上开车出去，装上垃圾，拉走后，在半路瞅着没人悄悄倒在路旁，和城市管理人员做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有一天，喝了点酒，出了车祸，砸断了腿，不得不躺在床上，靠建花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了。他们已有了一个女儿，但在北京既解决不了温饱，又没资格在北京上学，就只得送回老家由姥姥、姥爷抚养着。李实在死了，活着时虽然有病，但至少还能给那个家庭撑个门面，有一定的威信。他死后，户主就变成了东子，但东子是个“十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主，活不能干，话不能说，那个家庭不但物质贫乏，而且连精神也没了。村里就有些人“另眼相待”了。东子和建容婚后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孩子，有人曾说是建容采取了措施，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人去细究。前年春节，我又一次回到村里，又一次看到建容，美貌依旧，更多了一份少妇的风韵。只是浓妆艳抹，烫了发，穿着高根鞋，还喷了香水，俨然是城里人了。一个朋友私下告诉我，建容已经和村书记“好”上了，我听了吃了一惊，书记可是当年和建容的父亲——举子一样，担任着另一个小队队长的人啊。怎么会呢．．．．．．乡村的春节是人们放松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麻将声、喝酒猜拳声、扯着嗓子“放歌”声响彻于村子上空。那天我去一个朋友家看打麻将，一进屋，看见建容在那坐着，她的旁边就是村书记，两人一块出牌，有说有笑的。看的人真不少。过了一会，东子进来了，低声对建容说：“回家吧，注意点影响”。建容先是没有吭声。东子又小声叫了几次，建容勃然大怒，拿起身旁的一个啤酒瓶子，摔在了地下，酒瓶子磕出半截子瓶碴子，她用瓶碴子向自己的胳膊划去，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你个窝囊废，你养不起老娘，还不兴老娘自己想办法？快滚，要不老娘死给你看”，东子头一低，连忙跑了出去。人们劝建容赶快去包扎一下伤口，建容根本不听。指着书记喊道：“你不是官吗？怎么不管管这些不听话的人”？书记的脸红了一下，也低头出去了。学军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就宣布与建靓“断绝关系”。 建靓的“陪读”过程结束了。举子夫妇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身心俱焚。姑娘们都不在本村甚至本县找对象，因为一个字——“穷”，于是盲目地“东南飞”了，建靓嫁到了三百里之外的一个农村，找的那个男人又老又矮，但有点葡萄树，葡萄每年能卖一两万块钱，就凭这，就把一个好看的女人娶到手了，举子夫妇在这个三女婿面前必恭必敬的，说话也小心翼翼的。三女儿出嫁后，举子夫妇以为找到了养老的地方了，就匆匆把房子、牲畜、家具等全部卖掉，去了三女儿家。仅仅过了一年，三女婿便对这对“白吃白喝”的岳父岳母不耐烦了，找了一个借口，竟然打了举子，将他们“清扫出门”了。举子夫妇有回到了村里，连房子也没了，就只得借了别人放东西的闲房住了。三十年日月轮回，当年的小队队长早已满头白发了。回到村后，举子整天一个人呆在屋里，不敢出门，总说有人要打他。三翠清瘦依然，头发乱糟糟的，也不梳。三翠挑不动水，每天推着个小车，车上放着一只桶，早早地在井上等着，村里挑水的人看到她，就帮她从井里打出水，倒满桶，三翠推上车，一个人彳亍在窄窄的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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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造化弄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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