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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因与陈伯达有牵连，吴法宪急得要自杀。他的妻子陈绥圻阻拦说，你不能死，你一死，什么事都推到你头上了。吴是个老粗，他的老婆应该相差不远。但陈的这些话，倒是说出了政治高层斗争的一种规律，即一切事情都可以简单地推到一个无法为自己辩解的人身上。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如何如何。其实很多事情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不知是说顺了嘴，还是有意要为江青一派开脱？现在知道，六十一人叛徒案与二月逆流案，林彪都没有插手。而那个臭名昭著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与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经常被用来作为林、江勾结的证据，其实也不是林找江的，在这一事件中，林基本上是一件道具，被毛主席夫妻耍了。 有关林、江合流一事，有当事人刘志坚将军的文章在，刘在文章中的说法很总味深长： 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摘自文汇出版社《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三辑神圣与荒诞1966——1976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菜九按，聪明的林彪，在这里已通过有形的文字记载向历史递话，所谓他与江青勾结云云，不过是表象，他又如何能抗拒上面的压力呢？这个材料是可信的，因为刘志坚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林彪并无好感，没有理由为林彪开脱。 在这里，林彪已经为自己留后路了，现在各种材料都说“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主席加上去的。林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向历史递话，确实如刘志坚所说，是“是煞费苦心的”。 关于二月逆流，那场大闹，不仅林彪不在场，连一贯喜欢出头露面的叶群也不在场。而毛主席为此而发的“无产阶级之怒”（康生语），发动批判二月逆流的会，林彪也没参加，只是让叶群参加了。在这种毛主席亟需林彪支持的时候，一贯紧跟的林彪的这种表现，不能不说是一种表态，一种对毛主席不利的表态，而从历史高度对自己有利的表态。如果不把林彪与江青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这个人甚至都恨不起来。因为他头太滑了，凡是罪大恶极之事，都尽量撇清。难怪他日后要倒台。 说林彪对老干部有仇恨可能也没大错，但他对老干部的不满，不会大过他对中央文革的不满。不管怎么说，那些人都没有战功，林彪是羞于与他们为伍的。他这是学了韩信，韩信羞与樊哙为伍。而四人帮显然连樊哙也比不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仗势欺人。而以林之孤傲，还要看江青的脸色，这口气，他又怎么能忍得下来。正因为如此，林彪基本上没有与中央文革在一起开过会。这是自重身份的表现，也是保持距离的表现。所以林彪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表态，基本上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落井下石，而不是挑起事端，为了保住已到手的地位，不得已做一回打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林彪出事后，毛主席指着叶剑英对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那是反对林彪、王关戚的。而二月逆流并没有反林彪的内容。毛主席为此定了调后，林彪就与二月逆流挂上钩了。大家都跟着这样说，如： 1972年12月间，毛泽东又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回到北京。（文汇出版社《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三辑神圣与荒诞1966——1976曾涛《正义的抗争》） 但这样的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菜九按，吴法宪老婆说，你一死，就什么都推到你头上。周总理对林彪在怀仁堂会议一事的说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林彪当时什么事也没干。 吴法宪现在闹翻案，用的也是死无对证的手段。把什么事都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可惜解释权不在他手里，而他的事又无关大局，是他个人的事。他一定是把毛主席周总理交办的事情与他自作主张的事混在一起，把水搅混，谁能说出是真是假。他原先的交待都在审判中推翻了，还有什么推不翻。他这一闹，还真的不能与他认真。李雪峰不是平反了吗，吴法宪也要平等对待。这或者就是他的逻辑。 胜者王侯败者寇，你不仅败了，而且死了。剩下来的事，还不是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 胜利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历史，而只能由胜利者来诠释历史。这就是现实。林彪不服气也没用。谁让你不仅败了而且死了呢？ 这个吴法宪也是个失败者，但还没死，所以还有讲话的余地。只是他的话能有多大收效，也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吴法宪在秦监狱内外（十）见《中华儿女》网站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对吴法宪判处有期徒刑间年。不久，党中央决定，对他监外执行，安置到济南军区空军，在新住房里与他妻子和孩子团聚，他十分感激。有时，他提个菜篮子上菜市场买菜，有些老人叫他“吴司令”，他说：“我是吴法宪，我是人民的罪人。”后来，人们就叫他“老吴”。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的改善，他刑期已满之后，政府给他提高了生活待遇。他搬进济南军区一套宽敞的高干住房，和妻子安度晚年。空闲时，他练习书法。5O年代，他的字就写得比较好，“文革”中他和陈伯达、叶群等人互赠一些自己写的条幅。现在他的字画已能进入市场。求他写字的人多了，他说：“我这个人不是字好，而是有名，臭名远扬啊！” 听说他最近有些变化，和陈绥圻来过北京，住在东郊一个宾馆里和在林彪一案中犯有错误的以及过去在新四军三师工作的老部下见了面，陈绥圻不知受了一些什么影响，说吴法宪干的一些事都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思办的。然而，吴法宪在秦城所谈的许多事，推不到毛泽东、周恩来身上。我们这些亲耳听过他交代问题的见证人年龄都比他小很多，他亲笔写的材料都在。党和政府对吴法宪已经很宽容，很优待，但愿他谨言慎行，实事求是地对待过去的一切，不要再患得患失、掩掩盖盖、随风摆舞了。 （完） 林彪是不是要平反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深沙。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到全国基层群众。——摘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菜九段 林彪是不是要平反，当然不行。在没有得出其清白的结论之前，肯定不能下如此结论。 林彪的结论是否没有更改的可能，当然不是。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关心他的名誉问题了。 菜九与林彪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涌动着这样一种暗流——千方百计为林彪评功摆好，表明林彪问题总会有人将其提交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什么是林彪问题？菜九以为林彪问题是一个举证不当，刑大罪小的问题。 自从林彪出事以来，林彪的结局就始终是国人的重点关注焦点。一直到现在，那架飞机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打下来的，仍然没能让大家信服。主导舆论仍然在做种种努力，告诉大家，飞机确实是自己掉下来的。与之相关，林彪从大红大紫，一下子变成了卖国贼，也让大家搞不懂。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那还不是很自然的吗？其实还是一点都不自然。最近在网上很有一些呼吁要为林彪平反的帖子，说明在民间对林彪一事不服气的人数相当可观。那么，林彪是不是可以平反，就成了一个问题。有关林彪和林立果的出版物日渐增多，其主基调是为林彪父子评功摆好。林氏父子是否有功可评、有好可摆，可以另当别论，至少这类文章对于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林彪以及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作用有好处。 近读一本《林彪的军事生涯》，里面提到《大决战——辽沈战役》在林的家乡放映时，场场爆满，尤其是那些家乡人在林出事后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林以正面形象出现时，场面热烈，甚至燃放鞭炮。也难怪，因林的失势，他的家乡人也跟着倒霉。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林的家乡并没有沾林多少光，除了在文革 中一度成为第二圣地外，成了短暂的朝圣热点。而好景不长，这一热点很快冷却，并比成为圣地前还要衰败的多。很有一些人因在家乡举行的过于激烈的批判会上受刺激过度而死亡。凡是有压力形成，必然会有反弹。林彪事件造成相当的人跟着倒霉，事过境迁之后，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出头找回场子，也是极正常的。 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原理，胜者王侯败者寇，林彪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其为贼为寇已是不可改变的了。但是历史的发展，也完全可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刘少奇当年比林彪还要臭，最后还是平反了。没准林彪也会如此办理。因为，时间的推移，已使得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界线模糊不清了。当年的胜利者今安在，当年的胜利在今天看来还成其为胜利吗？菜九原来发现了一个被以往忽略了的社会原理，即不可冤枉坏人。这个原理颇能解释今天为林彪平反呼声不小的根据。简单地说，就是林彪的罪名中有相当多的是冤枉的成分。何以言之？ 以文革作为民族的灾难来说，林彪的作用是相当次要的。在首要的罪责没受追究的情况下，去追究次要，且不说相当次要，是很难让人服气的。现在总说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这个说法也是一种想当然，现在的种种事实表明，这种好即使有，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果硬要说毛主席的用心是好的，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林彪。这种主观看法应该说没有任何说服力。真正要有说服力的，还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干事不多。周总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不得不在文革中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这个逻辑难道不可以用来套林彪吗？尽管人们没有这样干，但林彪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迎合毛主席这一点，大家还是没有否认。既然如此，用为周总理开脱的方式为林彪开脱也未尝不可。 林彪从建国后，就一直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的状态。现在揭露出林彪的藏书没有评语，但有几处加了圈的记号在《资治通鉴》里，好象是司马懿和杨广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最终夺取大权的地方，被林彪加了着重号。若以此说明林彪是想学那两个古人，在权力路上走到最高处，似乎缺少说服力。因为林彪的事情并不难接触到，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是有点隐藏自己，对于权力不仅没有主动争取，甚至有点回避若恐不及的样子。而权力最终是主动找到他的——建国后，林彪没干什么工作，其地位却蒸蒸日上。这本身就让人看不明白。说穿了，林彪是毛主席战略上的总预备队，一旦将其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其威力自然巨大，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效果。而林彪仗着他在战争年代的功劳，一门心事吃老本，远离权力中心，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被请出来清理彭德怀。文化大革命被请出来打倒彭罗陆杨。在此前还被请出来为江青的出山捧场。在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上，毛主席亲自加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几个字，于是弄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么一份文件。不仅为文革做了舆论准备，也为文革指明了方向。其实林彪何尝委托了？是毛主席硬加在他头上的。如果把这算着他与江青勾结的证据，林彪真要从地狱里爬出来抗议了。 林彪的最大罪行是谋害毛主席，其主动下手者为林立果，即林彪之子，林彪参与其事的证据是有一个反革命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指示办——似乎能说明什么，也可以说什么都说明不了。菜九倾向于此令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用现在定罪的逻辑来说，林彪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么动手以后，应该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而这些措施，就应当由黄吴李邱等人执行。而黄吴李邱对此事毫不知情。试想，天下会有这样的阴谋集团吗？谋杀成功后怎么办都没有想好，还能成什么事。谋害皇帝这样重大的行动，重要成员都不知情，还叫什么集团？不管怎么样，四大将的罪名中没有谋害毛主席这一条，原因是没有确凿证据就定不了案。有人提出，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家怎么会把这样一个重大行动交给一个出道未久的孩子去办。问的好。林彪对于谋害毛主席一点也不知情，当然也说不过去。只是林彪到了别人的刀快要架到脖子上来的时候，采取了毛主席一贯采用的达尔文主义，听之任之，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林彪的这一条罪名是替儿子背了黑锅。 附录 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成为“虚伪”、“阴谋” 、“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后来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 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由于我们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 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 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 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 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 。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对毛泽 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地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权力崇拜思潮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有权就有真理”， 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殊不知“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权力崇拜”思潮，是进一步改革领导体制、根绝个人崇拜不可缺少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