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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谁识司马迁
[楼主]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2006/10/26 09:46
点击:14854次





生死抉择费思量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菜九段/菜九愚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以选择的其他题目
生死拷问司马迁/
生死对质司马迁/
遗恨千古的生死棋局

本文系应约请之作,收入高中语文必修教师参考书的相关资料,以文章副题为主题,定名为《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似不及原拟定名好。

与本文相关的孔子价值观皆出自论语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本文网络用名  《报任安书》正解   千古谁识司马迁

署名菜九愚,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菜九段是不是自以为水平高。其实是菜到无以复加的意思。但为了免除联想,菜九愚较好。就如华山派的陆大有说、名字叫个什么英雄豪杰的,总会让人生气。这点菜九起先考虑不周。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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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6/10/26 15:52 

回复:九段不必谦虚
俺们看,你的文字够九段水平,仰之弥高啊。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他选择生。他选对了,不然,谁能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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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作者:网事如烟3  发表时间: 2006/10/26 22:15 

回复:对历史人物研究透彻

九段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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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秋月何时了 网事知多少http://211003.bbs.xilu.com
 [4楼]  作者:新狂人感想  发表时间: 2006/10/27 07:52 

回复:感到很有哲理,很受启发,谢谢您的妙文
我收藏了。
 [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4/11/28 16:54 

千古谁识沛丰邑

菜九段供稿

汉高祖里籍是秦代丰县(菜九段版)

沛丰邑,出自《高祖本纪》,说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籍贯。《高祖本纪》开篇即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汉高祖籍贯是丰还是沛,自古以来就是个非常绕人的问题。所以,古代的学问家为此给了大量关注,费了不笔墨,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如唐人颜师古曰:沛者,本秦泗川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此为颜氏综合前人见解的定论,说的明明白白,代表了古代学者的共识,绝对没有歧义。从颜氏开始,这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界定,延续下来,影响深远。前贤们为什么如此定,据司马迁文意,沛丰有着明显的包容关系,兼之没有明确说丰县,而沛呢,谁都知道是一个县级单位,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丰,只是沛县下边的一个行政区划,姑且按古人说为乡邑吧。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但大师泰斗们的界定并不能箝众人之口,估计不买账者代不乏人。沛丰有包容关系,沛又有郡县之分的成分,所以一直有人认为《高祖本纪》的沛丰邑,是沛郡丰县的意思。在刘邦的家乡一带,丰耶沛耶,更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连百度也无视颜师古的界定,其对《高祖本纪》的白话翻译曰: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这个百度啊,真是深得菜心呢。因为菜九也认为沛丰是郡县关系。菜九不是人云亦云者,不认可颜师古的界定倒不是刻意与古人过不去,而是因为菜九看到史书里刘邦时代对丰的表达,除了“沛丰邑中阳里人”一处之外,丰完全体现为一个县级单位。

菜九因读史而否定丰的乡邑界定,很有人不以为然:颜师古还不如你?其实这与颜师古如不如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难道颜师古就不会错?即使班固错了,菜九也照纠不误,何况颜师古?纠正颜师古的错误,也丝毫不表明菜九比颜师古高明还是低明。颜师古所为,不过是对古书的解释,解释错了也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菜九以为,颜师古如果也像菜九一样综合考虑了司马迁对丰沛的提法,或许就不会下那样的结论啦。所以,与“颜师古还不如你”相同,荀悦还不如你,班固还不如你,应劭还不如你,那些前辈大师专家还不如你,等等说法,均当作如是观。印象中沛丰有隶属关系的提法,在《史记》中只有两处,除了本纪之外,就是萧何的世家,亦称其为“沛丰人也”。

坚持丰属于沛县的人,包括颜师古在内的那些前辈大师专家,主要是着眼于有明显主从关系的“沛丰”字眼。其实在刘邦时代,“丰沛”的提法更多。比如:“周市东略地丰沛间”(《秦楚之际月表》)。“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樊郦滕灌列传》)“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对赵佗语)。“今陛下收丰沛,起卒三千人”(《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语,会注本。中华本作“起丰沛,收卒三千人)。“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语)。《汉书注校补》卷一引《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字难识。传云高宗伐鬼方时所作也。上皇游丰沛山中,寓居穷谷。有人冶铸。”显然在当时,丰与沛更多的是平行关系。

即使用《史记》相关篇章也能证明丰是县级区划。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绛侯周勃者,沛人也。此笔法与陈涉者阳城人也、吴广者阳夏人相同。这种笔法基本上是专门为丰这样的县级区划定制的。众所周知,刘邦起义的最早加入者有三种形式,分别是起于沛、起于丰、起于砀。这里的沛、丰、砀,应该都是县级单位。(清阳侯王吸)(纪信侯陈仓)以中涓从起丰。(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起丰。(广平侯薛欧)(斥丘侯唐厉)(猗氏侯陈遬)以舍人从起丰。(博阳侯周聚)(鄢陵侯朱濞)以卒从起丰。 (安国侯王陵)以客从起丰。(张侯毛泽)以中涓骑从起丰。以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博成侯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惠景间侯者年表》。所以雍齿以丰叛归魏,刘邦很难受。因为雍齿为魏守丰,才有了沛公引兵攻丰,四处请兵以攻丰,最终借项梁五千人攻丰,雍齿逃。凡此种种,都表明此丰绝不是一个小的行政区划。

而且雍齿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也明确表明了丰与沛无隶属。否则,如果丰本来就是沛之一部分,这样说就不合适。就好比徐州人说到云龙区找人没找到,又回到徐州。北京人说到王府井找人没有找到,又回到北京。江苏人说到苏州办事没有办成,又回到江苏(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江苏人到山西办事,没有办成,又回到江苏)。显然没有这种道理。

刘邦起义前后的史料亦可证明丰的真实区划。

1.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到丰西泽中而纵囚。(这个丰也更像是个县级区划。与秦军战萧西,笔法一致。否则的话,就是到沛西泽中纵囚了。)

2.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此三地均应是县级区划。)

3.(樊哙)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刘邦起义攻下沛之前,已攻下丰。丰是刘邦最早的根据地。)

4.(合阳侯刘仲)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 (相当于在家参加了革命)

5.方与反为魏,(曹参)击之。丰反为魏,攻之。(方与、丰都有反为魏的经历。也是县级的平行关系。)

丰为秦县乃至秦以前县,亦可得到刘邦后人的佐证。《高帝纪赞》引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丰公之称,显然是个县级官员才可享用的。而魏迁都或秦安置魏之余部于丰,也表示丰不是个小的聚邑。正因为丰不是个小聚邑,周市才会志在必得,否则魏也不会开出那么高的价码引诱雍齿叛降。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中有吕后之兄建成侯吕释之,于“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的记载,表明刘邦在丰与沛都有家室。估计是刘邦父母及妻小居丰,而其岳父母居沛,另外刘邦在沛可能还有临时住所。所以我们不妨认为刘邦是一个在沛县工作的丰县人。

刘邦在沛的工作经历非常明显。刘邦为泗水亭长的就职地点是沛县,所以他可以与当地的干部打成一片,也因此参加了所谓的“沛县县令举办的招待会”,并且在当地有一定的口碑,才会被推举为起义后的沛公。攻占沛县之前,沛令听取萧何﹑曹参的建议“召诸亡在外者”回来主事,也证明了刘邦在沛县的任职经历。

为什么刘邦这个丰县人要到沛县任职?这与沛的地位有关。沛与丰在秦代都是县级区划,但沛的重要性明显高于丰,比如泗水郡在沛大概有派出机构,萧何与其打过交道可证明。《萧相国世家》:“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集解》徐广曰:“沛县有泗水亭。又秦以沛为泗水郡。”骃按:文颖曰:“何为泗水郡卒史。” 苏林曰:“辟何与从事也。秦时无刺史,以御史监郡。”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索隐》如淳按:“律,郡卒史书佐各十人也。”表明人在沛县的萧何,有着隶属泗水郡工作性质。那么,萧何与刘邦一样,也是一个在沛县工作的丰县人。所以无论刘邦是平民还是小吏,都得到萧何这个丰县老乡的关照。所以就像在枣庄的人很愿意到徐州工作一样,沛县的工作环境强于丰县,沛的重要性亦高于丰。刘邦起义走出芒砀山,首先就攻占了丰。刘邦当时的势力还很小,取丰没有费事,表明丰的守备力量薄弱(《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但他还未敢贸然攻沛,直到樊哙来招。樊哙为沛令招刘邦,并没有走到芒砀山,走到丰县就可以了。攻下沛之后,刘邦的势力才达到二三千人规模。这大概也可作为丰不如沛重要的依据吧。

可能人们会将汉十二年高祖还乡只之沛未之丰认作是高祖里籍属沛的理由。“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这种资料证明不了丰隶属沛。难道豁达大度的汉高祖会特意把属于沛县的丰抠出来单独不予特惠?也许人们愿意相信,反正我是不信。至于刘邦只在沛停留而不去丰,清人以为,高祖之故里中阳里之父老乡亲均在汉七年时,被刘邦整体搬迁到关中郦邑,以解太公的思乡之情。其地后更名新丰。郦邑是秦县,改名新丰,恰恰表明丰原本就是个县级单位。那里的百姓早已享用了汉高祖的特惠,到了汉十一年“夏四月,行自雒阳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换言之,不仅是在新丰的老中阳里人,即使是在整个关中的丰人,都享受终身不交租子的优惠政策。至于留在丰县的乡亲们则因受为雍齿守城牵连的缘故被刘邦排除在外。此时沛县的父老乡亲体恤地恳请,得到刘邦的批准,使得丰也得到沛一样的待遇。这个待遇较以往的优惠更大大提升——世世代代不用交租子,真是皇恩浩荡啊。

回到司马迁“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论述上,此句可以读为“沛,丰县中阳里人”。那么,沛在司马迁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通过网络查询很容易就找到:“沛郡:中国古代的郡名,治所是相县(今安徽淮北市境内),是中国西 汉时期设置的一个郡级行政区划,管辖21个县:相县、肖县、杼秋、丰县、沛县、临睢,太丘、建平、鄼县、谯县、郸县、铚县、竹邑、蕲县、符离、谷阳、洨县、虹县、向县、龙亢、公丘。它和沛县(即小沛)是不同的概念,属于包含关系”。“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分 泗水郡南部为 沛郡,泗水郡北部被分置为楚国。治所仍在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为了与沛郡区别,沛县又被称之为小沛,《三国演义》中还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地理单元。据此,我们以为,司马迁的叙述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人始终拘泥于沛是一个县级区划,从而将丰下降到了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康熙字典》:【前汉·地理志】丰县,属沛郡。汉代的县多从秦沿用下来,丰亦不例外。那么,“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沛,不是指沛县,而是指沛郡。这样一来沛与丰的关系就理顺了。

综上所述,无论在秦代还是西汉初,丰与沛一样,都应该是县,隶属于沛郡(秦为泗水郡)。这种关系不仅是汉初,而且持续到司马迁时代,直到现在。

饶舌两句,“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实在是小之又小的问题,但看到很多人还陷在其中苦苦挣扎,菜九又何惜费点绵薄之力。此番用功,当胜造几级浮屠矣。

因与众群友争吵不休,故将《汉高祖里籍是秦代丰县(菜九段版)》重新润色,更为此名。屠刀集里又添新丁矣。谨此感谢争吵诸友。

下有附记!!!!!

附记:

最近跟徐州两汉文化考古群 /秦汉历史文化考古群的群友为这种丰为县为邑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承蒙群友庶吉士(654700381)归纳,问题大致有四或五,倒也省了我一番手脚:一、汉纪。 二、郦食其兄弟籍贯。三、史记萧何沛丰人,汉书萧何沛人。四、沛郡成立时间是景帝三年后。五、丰沛并提不代表即使行政区,而是丰邑城和沛邑城,不代表丰县、沛县两个行政区。

庶吉士等群友以为丰为乡邑之事早已定论,根本不需要提出。群友们以为这五座大山大概要压得菜九喘不过气来,但在菜九看来,掀翻这五个问题太轻而易举了。现答辩如下:

其实,群友们强烈反对菜九的原因,是因为《汉纪》明确记载丰立县时间。他们自以为有《汉纪》撑腰,便对菜九列出的“刘邦起义前后的史料亦可证明丰的真实区划”的12345置之不理,不屑一顾,以为只要荀悦的资料在,就不需要多费口舌。荀悦的资料又怎么样呢?其曰:

(汉高帝)十二年冬十月(BC195年)。

上还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叹息曰。游子悲故乡。吾万岁之后。魂魄犹思沛。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人世无所与。又以丰比沛。既至长安,立丰县。丰之枌榆故庐社。皆如旧制也。及至长安,立丰县。(前汉高祖皇帝纪卷第四)

菜九以为,这样的资料充其量是个孤证,也可以说其有所本,更可能是荀悦误读了史汉,误解了比的意思,以为是立了个县呢(把丰县与沛县享受同等待遇,误以为辟成二县)。群友们还有一个观点,荀悦是汉人,又是为刘汉宗室写刘皇家事,岂能有错。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汉末距汉初三四百年,对当初的情况又如何能了如指掌。在资讯比汉代发达的民国年间,梁启超谈史之难有曰:结束不到三十年的甲午战争,欲得一称心史料而不可得,也有很多事情模糊了(大意)。如今的资讯比百年前更发达得多,我们尚且没有把握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说明白,那么菜九怀疑荀悦搞不清几百年前的事,又有什么奇怪呢。正如菜九连自己爷爷的名字也不知道一样,刘汉后人对祖上的事不清楚也再正常不过了。荀悦为刘汉皇室效劳的时间应该在董卓之乱后,皇室蒙尘,估计档案资料也失散得差不多了,皇室拿什么来核实荀悦的著作都很成问题呢。菜九有个大胆的观点,即秦以前加上汉初的历史以司马迁班固为准,晚于他们出现的所谓历史记录,基本上可以不予理睬。诸位以为荀悦这样的资料,是否要归于不予理睬之类呢?

郦生兄弟的籍贯,食其作陈留高阳人,郦商直接就写成高阳人,似乎可以跟卢绾的丰人也等量齐观。其实不然。郦生的高阳酒徒非常有名,使得高阳的名望印象深刻,所以在传记中加了一笔。至于郦商只出到乡而不提县,应该是司马迁的笔误。因为当时的写作条件所限,没有可能改来改去。这也是唯一一个只出乡而不出县者。高阳这个地名估计还比较普遍,加上陈留,以资区别。像沛丰既然有中阳里,或者也有高阳里。所以将郦商这一条定为笔误,应该说得通。陈留在此亦有可能是作为郡出现的,高阳属杞县,所以特意强调一下。

至于《史记》萧何沛丰人,《汉书》萧何沛人,更是《汉书》意改《史记》的铁证,而非丰归沛县管辖的例证。《汉书》意改《史记》,鲜有不出错者,班固一思考,司马迁就要笑。司马迁不发笑,菜九也忍不住要笑。拙作《古史杂识》有专篇讨论过《汉书》的两条错误,表示找班固的错不是一件难事。刘邦、萧何的沛丰,是因为二人的特殊重要地位,决定他二人是有这样资格可以把籍贯出到详细一些的。否则,曹参、周勃诸人怎么没有出到所谓的乡。真要严格起来,只有刘邦有资格列得详尽,其他人可列可不列,萧何的列,也可归于多此一举之列。大概司马迁对萧何比较推崇,所以规格较其他人高一些。

其实群友们列举的景帝时代才有沛郡一事,不仅不能否定司马迁的笔法,恰恰提示了沛丰的关系更可能是郡与县的关系。要证明司马迁“沛丰邑中阳里人”的沛肯定是县不是郡,必须提供沛郡是司马迁死后才有的,如果提供不了,就必须保留其是郡的选项。而《史记》对丰沛的处理,更表明他们是平行关系,而没有隶属关系。科普一下,《史记》以今名谈古事并不鲜见,刘邦项羽相会于新丰鸿门,这个新丰,就是郦邑。入汉之后才改的。而将丰加诸郦邑之上,本身就表明丰此前就是个县级单位。否则就叫郦邑新丰啊。

对于丰沛并称,群友以为可以是沛县以下的沛邑与丰邑。这就叫做强作解人、超级搞笑了。明白无误的并列县级区划,非要弄成县以下乡镇,也许你们是真心相信,反正我不信。估计与我一样不接受者,不会在少数。当时的人为什么不说沛丰,非要说成丰沛?群友们说 “沛丰,丰沛你知道沛丰拗口”,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拗口。以拗口为由否定丰是独立的县,理由太操蛋了吧。还是举大家熟悉的徐州为例,刘邦在鼓楼、云龙之间窜来窜去,不像话嘛。怎么样也应该在沛县、新沂之间窜嘛。所以,丰沛必然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区划,与沛丰中阳里意思不同。

另外,群友们以为,说来说去,你还是老钻这个牛角尖。邑的概念不清楚。网络查找,邑的字义,主要有①旧时县的别称;②居民聚居的地方;这种分歧。认为丰是县以下区划者,多是采用了解释②。其实在秦代、汉代,邑更多的是作为县一级单位而出现的。邑在古代的主流就是县。栒邑、马邑、下邑、襄邑、安邑、竹邑、洛邑、郦邑,如果不是颜师古辈画蛇添足的注解,根本不发生这样问题。尽管群友们列举前贤注(吴仁杰曰:史记世家列传所载邑望,大抵书某县某乡,或略之则曰某县,鲜有列郡县名者。如萧何,沛丰人;陈平,阳武户牖人;项羽,下相人;陈涉,阳城人。此类是也。至汉书文景以来,诸臣传始兼列郡县名。如《史记》张释之但曰堵阳人,卫青但曰平阳人。《汉书》则曰南阳堵阳,河东平阳,此类是也。帝纪比世家列传加详故县邑里名皆具。高纪所著县邑乃史记本文,则知所谓沛丰邑者,沛县之丰邑,非用汉事纪录然也。)试图给丰是沛之乡邑定性,但其引用的邑之历史,仍然洗不脱邑为县的身份(春秋传:都曰城,邑曰筑。则都大而邑小。至商鞅,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故县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类为多。今地理志(指《汉书》地理志)沛郡属县有丰,而不云丰邑。此足以知,纪所云丰邑非县名。曰:史家纪事必用当时地名,秦无沛郡,沛县属泗水郡,若全记郡县必云,泗水沛矣。时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周緤周苛周昌任敖皆同县人,而卢绾传则独曰丰人,又曰与高祖同里也,师古说是。 以上是清末考据大师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对沛丰邑中阳里的考证,有一定道理。)看来,古人都被沛而不是泗水绕住了,怎么想不到新丰鸿门呢。何况吴仁杰下的措辞是“鲜有”,也就是不敢断言的意思,此乃前贤谨慎之处,莫可忽之。可能群友们以为菜九老是网络查找太低端,菜九也从来不否认自家的知识力确实低端,只好利用方便的网络途径,不过沛啊丰啊这样的问题,网络还是可以提供有价值元素的。

如果还有什么遗漏,可能是群友们认为按秦汉惯例,下层官员不能出本县任职。菜九以为规定是规定,实行是实行,古今一体,鲜有例外,秦政初建,到处缺人,将就了吧。何况秦只存在11年,刘邦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与秦决裂时,秦只存在了9年;到秦二世元年,陈胜起义后就不算了,什么规定都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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