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与才的理解

    我在《也谈不拘一格选人才》一文中列举了周朝吴起的个例，对魏文候不囿道德成见使用人才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当今以德为本的主流说教似乎是背道而驰。[小月清风]朋友就说：“德如灵肉，才如毛发，皮之不在，毛发焉存？吴起不分彼此？只要有奶便是娘，越是有才，越是尽力则害更深也。怕 怕!”吴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资治通鉴》这部书里，有比较客观的评价，这里且不多说。
    关于“德”与“才”这两个概念，很多人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或者说“德”应该统率“才”才是。也有人说：“中医的治疗原则有：‘治本为主’、‘标本兼治’以益整体。德与才的关系也可用标本关系表达，德为‘本’，才为‘标’。一个人的综合表现也有谁率谁的问题。如“德率才”，又如：思想支配行动。”这种认识我认为是典型的“二元思维模式”。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德”与“才”分出主与从来，或者割裂开来理解。
    “德”是什么？是不是“思想”等主观的东西就是“德”？是不是只要看一个人怎样说美好的道德箴言就是“德”？“才”是什么？是不是外显的行动才是“才”？人对于社会、自然的洞察力、思考力，是不是不属于“才”的范畴？“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是不是就等同于“德”与“才”的关系？将“德”与“才”的问题硬要分个谁主谁从，硬性地和“标”与“本”的问题扯在一起，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分析。
    而实际上，“德”有“思”和“行”两部分，“才”也同样。善良的思想、愿望之“德”，能统帅的，最多只是人的“道德行为”。聪明能干之“才”，能够统帅的，最多只是人的“实践行为”。“有德无才”与“有才无德”，都不是我们所需要提的，也是不合适提的一个概念，也未必能对社会发展起多大的作用！
    历史上，秦始皇有吞并六国之才，但不施德政，以霸道治天下，是一个无德之人。三国时的曹操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建安二年春，曹操与袁术在寿春对垒，两军相拒一个多月，眼看粮草将尽，军中士卒日益恐慌起来。这个时候，曹操对管粮的王垢说，要借他的脑袋一用。这对于尽心尽责的王垢来说，曹操哪里是有德之人！这都是道德上的评价。然而，历史的评价却是迥然相反的，秦始皇与曹操，正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功臣，中国的历史，没有他们，便有缺陷。“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人物都是有多重性格的，始皇也好，曹操也罢，甚至于吴起，他们做的所谓的缺德的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恰恰又是雄才大略。因此，德与才何者重要，一定要看其动机与效果。
    但遗憾的是，对于“德”与“才”的理解，二元割裂的思维方式一直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占着主导的作用，德纯粹是德，才纯粹是才，甚至于重德轻才，人为地对立才德关系，缺少了发展的辩证的思维。然而世界万物都在变化，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心态在变，欲望在变，能力在变，信息传播的渠道在变，判断认知的标准在变，一切都在变。浪子也在回头呢。
    “德”与“才”的问题，既难定量，更难定性，就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不能用数学模式和数量分析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德重要还是才重要？这个问题在中国也讨论了几千年。司马光将德才兼备的称为圣人，无才无德的称为寓人，有德无才的称为君子，有才无德的称为小人，大凡选拔人才的方法，如果不能得到圣人，君子来承担使命，与其使用小人，不如选取寓人。司马光用人的观点对治国而言也算一条原则了，但他对于“德”与“才”的认识，却是有偏颇的。应该看到，德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无完人，更多的人不是德才兼备的。
    不妨通俗一点说吧，打江山“才”重要，治江山“德”重要。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德与才的使用上是应该有所偏重的。在今天的竞争社会，我们提倡“德”，但不能降低“才”的作用。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只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该以谁为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策略也罢，讲权宜也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