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车室

在这个四方大房子里，你记忆多少东西，就有多少东西。

——题记

一

我童年的梦境里，有一种咣铛咣铛的声音，那是火车车轮和铁轨亲吻摩擦而发出的声音，也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撞击出的声音。

这种声音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做窝，虽然我还无法搞清这种声音有什么意义，只是信由它一种节奏在头脑里扎根。它的机械的、重复的节奏也许并没什么意义，但蒸汽机车带动车厢前进，那种节奏发出声音，是可以根据其谐音体会意义的，而在我听来就是简单的“天津北京”、“天津北京”、“天津北京”……在当时，天津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许是地球上最繁华的地方了。

我只是寄住在姥姥家的外甥，因为每年春节都要听着火车车轮咣铛咣铛的声响迎来远来的母亲，生硬的火车咣铛声就有了几分的柔和。还有车站，觉得它就是咣铛声的一个结点，一个休止符，快到车站了，火车的咣铛咣铛声就由大而小了，伴随着火车的长鸣，列车在车站里停歇了，而火车出站时就不一样了，咣铛咣铛，咣铛咣铛，咣铛咣铛，像出山的猛虎，一爪比一爪舞的猛烈。

哦，火车站，有了火车站这个座落在铁轨上的驿站，那冷冰冰的两条铁轨就有了特殊的暖意，就能从遥远的内蒙古捎来新衣服、羊肉和饼干，这些好东西，对于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从火车站吞吐出来的，好神奇的火车站啊，于是就对火车站有了几分的依赖和敬意。

铁轨、火车、火车站构成了温暖的连线，解放了我的想象力，构成了我温暖的想象空间，我坚信顺着火车的铁轨往前走，可以走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可以看到另外的世界和另外的人类，以及无数的新奇风景。

二

不得不说到候车室，候车室是车站的胃，在胃里活动的不是粮食和蔬菜，而是欲奔往全国各地的人，大人，孩子，妇女，男人，这里面有梦想的开拓者，也有顺水逐流的流浪者。

候车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匣子，方匣子里站满了欲展翅飞翔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很像是连环画书上的小人儿，他们的穿着虽然精致，但是在大匣子里却是显得微小卑微。我喜欢听铁轨咣铛咣铛的声音，因为每年春节母亲要顺着这个响声来到，春节就是我的狂欢节：一个男孩子，总是像蜗牛一般缠着母亲讲故事，说笑话，用一根线绳套在手指上，做“线变形”的游戏，害的姥姥总是骂我：“去去去，哪里有半大小子这么缠磨娘的。”

  母亲的春节探亲时间一般很短，只有半个多月，就要返回呼和浩特。每次离开邯郸时，总是要经过那个大黑匣子——候车室，于是，我害怕起来候车室，害怕它夺走我所享受的短暂的母爱。在这个时候，候车室对于我来说，就是压抑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是母亲远离邯郸时必须经过的地方，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铲平这个黑匣子。想归想，还是每次相跟在母亲后面，使劲地抽着母亲的肩上下坠的行李包，一步步把母亲送到身体高拱的天桥（天桥下火车如梭）；再一步步送母亲下天桥，到站台上，一直到母亲娇小的身影淹没在蜈蚣一般的车厢，等待着这个会活动的房子——火车，把母亲运载到呼和浩特。

列车长（或者是值班员）摇动着绿色的小三角旗子，巨大的火车头就发出了长鸣，穿制服的列车员几乎是一个动作飞步上车，撤车牌，关车厢门，几乎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就戳在车厢门里木桩一般傻站着，几乎构成了一个统一模式。

列车启动，缓缓离开车站。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站台，看着火车在蒸汽（旧火车）的夹裹中慢慢变成一个黑点，一直到什么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团白色的蒸汽氤氲。列车的启动速度慢，还没有形成极为有节奏的咣铛咣铛、咣铛咣铛的声响，但是自己的心室已经感到被压的生疼……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有朋友发现我的气质里有“多愁善感”的因子，那就是在童年被咣铛咣铛、咣铛咣铛的车轮压出来的。

火车走了，完全消失了，自己呆呆地走出站台，走出出站口，走了很远，回头再看那个黑匣子——候车室一眼，心里恨恨地骂：狗日的候车室，我恨你！

三

在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中，或长或短地都要经历诗意时期，但我的童年却没有诗意，到处是阶级斗争，到处是红色的大海洋，人在其中，如果没有能被彻底淹没已经属于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诗意。

但是青年时代有诗，因为正赶上文学界有“朦胧诗”由另类而主流的阶段。在红色的海洋，陡然抓住了一抹朦胧的绿色，心中的欣然是可以想象的。姗姗来迟的“朦胧感”弥补着少年时代的审美饥渴，我开始顺着舒婷、顾城、欧阳江河的语气，在我的生活里寻找朦胧美，想到了母亲，想到车站，想到那黑洞洞的候车室，少年时代的对于候车室的压抑有所缓解，还写了几首颇为有朦胧美的诗《候车室即景》、《站台的眼泪》。

这种和铁路和候车室的和谐没有过两年，就被一件偶然的事件给打碎了，使我重新回到对于候车室仇恨的行列中。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我的同学的姐姐的卧轨自杀。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在京广线离我家不到三公里的一段铁轨的下坡处。她的相貌清秀，是棉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工人，“文革”的时候各个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女子因为擅长舞蹈，借调到厂宣队，出任现代芭蕾剧的《白毛女》主角——喜儿。她演的像极了，可以说红遍了邯郸，由于表演的成功，她成了工厂里的“公主”，许多小伙子的眼睛都被她的舞姿牵动着一楞一楞的。可是厄运来了，厂政工科接到了一封匿名检举信，揭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不是中农。厂政工科立即派人到她遥远的老家——安徽的安庆进行调查，果然是富农，而富农是不能扮演贫民的喜儿的，所以她不仅仅主角旁落，而且被退回了原来所在的车间，继续当挡车工。

 重新成为挡车工的女子，心理角色还在喜儿身上，劳作之余，就在车间或者是职工食堂稍微大点的地方表演白毛女，手中没有了红头绳，就用白色的纱线来代替，而愚昧和可恨的工人们就继续起哄，使她的舞蹈病（精神病）渐渐地冥化，无以医疗。

1978年，拨乱反正，再往后是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厂子里工人们不再起哄逗她开心，不再逗她“跳一段”，反而使她没有了着落，她失去了“观众”……新来的车间书记找她很严肃的谈话：“你如果再表演白毛女，就是宣扬文革回潮，挡车工就当不成了，要除名回家。”女子沉稳了，不再表演白毛女了，可是走路都不大会走了，像个苍老的老太太。她终于找到了解脱的方法，静静地躺在铁轨上，上了她朦胧中的舞蹈天堂……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的遗体已经被草帘遮住了，我闻到了铁轨上的血的猩味……一个在一边看护的铁路工人说，身体已经被压成了两半，现在接上了。

于是，就有大胆的男人揭开了草帘，随后产生了我终生的梦靥：同学的姐姐从腰部，像是被铡刀切开一般，身体整齐地被轧为两半，虽然被“组装”到了一起，但是腰上下两部分还是有大约有10公分的距离。

女子的眼睛大睁着，无神地遥望着蓝天，不知道她是否看到了什么。

四

铁轨、车站、候车室，顽固地成为我的梦靥，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驱赶它们，又毫无来由地离不开它们。

我家的老房子离京广铁路很近，听惯了火车轮子的咣铛咣铛声，习惯了地壳的震动，如果地面陡然安静了，还真的睡不着。对于候车室和车站，虽然心存恨意，又分明无法离开，一年四季，尤其是冬夜绵长之际，火车站和候车室就成了我常去的去处，我虽然恨那个大黑匣子，但是却喜欢那个黑匣子进进出出的人——旅客。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方言，有着被各地风土蹂躏的有了自己特点的面孔，看着他们从候车室进进出出，好象是做了一次次的免费旅游。

一九八0年以前的日子，在车站看到了大部分是衣冠整洁，背一只布挎包出差的人们，或者是衣冠整洁的（以蓝色服装为多）学生们，后来来往的人群中有了“倒爷”，这些衣冠不整的人，往往背着超过他们身体体重和体积的大包，里面装着服装、鞋子和其他商品；这些人动如狡兔，是逃避剪票人员检查的好手，那时看着“倒爷”和剪票人员捉迷藏，总是觉得像一出出的喜剧。

一九九0年以后的日子，“倒爷”中的一部分已经荣升为“款爷”了，学会了火车起件，学会了套用车皮或者是汽车长途贩运，不再和剪票人员捉迷藏，衣着也几乎是一致地西装革履，而不是像头些年油兮兮的像是卖油条的。最大变化是剪票人员不再对这些人员白眼相看，而是逐渐表现出了足够的谦恭。卧铺车和软席车不再是18级干部的专利，只要有钱，随时可以买到，款爷们如果顺手送给列车员几包高级香烟或者其他小纪念品，列车员就屁颠屁颠地殷勤服务着。

人的身份地位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候车室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几经翻修，候车室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舒适，但是检查也越来越严格，过了夜晚子时要查票的，对于那些因为多种原因而住不起旅馆企图在候车室对付一晚上者，是毫不客气地要撵出去的。

候车室，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急功近利，像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万花筒。

五

也就是在一九九0年以后，我在车站了候车室看到了另外一股子激情乱窜的激流——民工队伍。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只是知道他们原来各自有一个幸福而贫穷的家，为了改变贫困，他们要到远方去，到远方的一个梦里。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远方的梦是苦的，还是甜的。到远方去，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去，这些民工队伍抗着被褥出发，不管是“北漂”还是“南飞”，那里需要体力劳动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脏活累活，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在诺大的候车室里，他们越来越成为这个大匣子里的主流，他们的队伍很大，成群结伙出来总是互相有个依靠，他们的行李很多，带着被褥行李，甚至带着锅盆叮当做响，这样的纷乱就引起了剪票人员的鄙夷，呵呵，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葫芦瓢啊，他们无奈地感叹着。于是剪票人员手举着喇叭，或者是剪票机，像是高举着牧羊鞭，吆喝着民工队伍上车下车，进站出站。民工们很讨城市的嫌，一时间不太适应城市的“文明”，他们当众大声喧哗，候车室里翻滚着喧哗的云；民工抽烟也不习惯放进果皮箱，而习惯用鞋子腻灭，随即招来了戴红袖箍的老太太，一脸严肃地要卫生罚款，绝对不允许还价，你只要一张口，老太太就把10元的价码提到了20元。你说你是乡下人，不行，罚的就是你乡下人！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看着潮水一般在候车室翻滚的民工队伍，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当年的那些“倒爷”变成了“款爷”，不知道剪票人员的眼神再次由生硬变的柔和起来。

由于我的原籍不在河北，农村的亲戚很少，所以当农民工的亲戚就少，就无从了解他们在远方做些什么。去年，对门办公室老李的一个当农民工的表弟在北京打工回来，是磁县人，想让我找一部小车从车站送回磁县。其原因是因为表弟的双腿已经无法乘坐公交车。我借弟弟的小轿车去接他，在车站出站口，看到旅客几乎都走光了，才看到他艰难行走的身影，一个个子不太高大的汉子，被一个女人搀扶着，颤颤地往站台外走。走近了，看清了，他的左腿空荡荡地被几根不锈钢管支撑着，两腋柱着拐杖，每走一步，都要哧牙咧嘴地叫痛。他的脸上挂着汗珠。我和老李，极为小心地把他扶到小车里，小车缓缓地往磁县驶去。我叮嘱司机开慢一点，稳一点。暂时告别痛苦的他，又来了一点豪气，说：“开快点，没有关系，无非把另一条好腿再震掉。”

在车上，我大致问清了他的“工伤”经过，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他们没明没夜的赶着干活，他在六层楼上干活，眼睛一迷糊，就掉了下来，幸好没有掉在地面上，而是被四楼的一块凸出的地方托住了，但是四楼的直竖的钢筋已经插进了他的左腿，血流如注。钢筋穿过了大腿，高达一米，露出的钢筋已经是红色的。工友们不敢直接把他从钢筋上拔下来，而是小心地从下部锯断钢筋，把他火速送到医院。工头和老板也来了，和医生交换了意见，竟然莫名其妙地要他截肢……因为时间紧迫，他同意了截肢，左腿就长久地留在了北京。

“老板怎么样？”我问。

“还行吧，他把前期的治疗费全付了。”他说。

“以后怎样？假肢安装的费用谁来支出？”我问。

“唉，走一步，说一步吧。”他已经没有刚上车时那种豪气。

六

上帝把日子分为白昼和夜晚，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白昼的候车室一点，虽然在白昼，这里也会生发出许多黑暗，但人的心理毕竟是有准备的，也更加透明了一点。

白昼的车站候车室内外，候车 室的候车椅上或者是地面上躺着的民工，太阳照着他（她）们的脸，他们睡的安详而香甜，阳光扑在他们的脸上，也扑进他们的梦里（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今后的打工路程多么艰难，至少此刻他们是安宁的。

在火车站，车站分局的警察们不时云彩一般在他们身边游动，使民工的安宁多了一道安全系数。我想，这些民工不管是刚刚上道，拼着血汗想挣一把钱，或者是流浪过一些城市，已经被城市伤害的伤痕累累，准备逃离地狱一般的城市，在候车室内外的地面的梦境里，他们一定梦到了令他们梦魂牵绕的家，梦到了故乡的小河和村边那棵大树。

我不是警察，这个时候也喜欢把自行车存放在车站的车棚里，以一种特殊的轻松心态徜徉在这些民工之间，像一条快乐的鱼，而民工是清澈的水；水，漫流在顷刻即失的梦境里。

七

白昼不是永恒的，白昼更不是车站的全部。白昼和夜晚衔接着， 白昼消失的时候，夜晚就到来了。夜晚和白昼还没有天然的界限，常常是夜晚撵着白昼，白昼咬着夜晚。

夜晚，在平和的人们那里，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在车站，在候车室，就多了几分的凶险。夜晚来了，灯亮了，但昏迷的灯光不能阻挡另外一些人的出没，即是小偷、骗子、人贩子、票贩子、抢劫犯……等等，黑色的蝌蚪，却是车站的疥疮，只能遏止，无法治愈。这些人渣像苍蝇一般盯上了候车室，盯上了独行的男人和女子，盯上了他们的钱财。候车室里有便衣警察，但是警察也是人，也有打盹的时候，而那些人渣就会乘虚而入。所以，在候车室，不管是民工和不是民工的，大都在后半夜不敢倒头睡觉，瞪大眼睛打量着空旷的候车室，并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钱袋子。

在我的梦靥里，  过去常常是因为躲避日本人的敌机轰炸而四处逃避，敌机快到头顶扫射了，自己却挪不动脚步；而如今的梦靥里，镜头常常是有人将一只手插进了我的口袋，不是偷钱，而是抓我的心肺，一直到把我疼醒。

醒来了，就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感觉我所在的住宅也有点像候车室那样四方，一个不算太大黑匣子。于是就披衣，下床，出门，到车站候车室转悠一会儿，回来后，再睡。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否正常。

候车室，一个噩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苏醒。

于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