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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奇才汩罗魂
——端午祭一代文宗屈原 文/叶依青 屈原，名平，字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生之于世六十二个春秋。也许六十二个春秋并不是个漫长的岁月，也许六十二个春秋却可以记下很多，从而凝固为历史。我想，屈原就是属于历史的，因为他的生命早已凝固。从古至今，能让自已的祭日成为全国性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也唯独只有其一人罢了。历史记住了他，人民记住了他，尽管这历史已走过了二千余年，却没有丝毫淡化的迹象。反而历久弥新，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日之一。可见，其的影响力是如何的深远。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就是屈原自述的身世。大意是我是古帝高阳的后代，拍庸是我已故的父亲。太岁逢寅的那年正月，庚寅是我的降生之日。古时人喜撷名人之后，以显身世之尊荣，可很遗憾，为屈原赢得千古名声的，不是因为他的身世，而是因为他震砾古今的文字。 屈原生于现湖北省的秭归，是长江边的一座小城，上溯是三峡，下溯则为江汉平原，是一个依山临水风景秀美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尽管屈原少时就离开了故乡，可是现代的评论家总喜欢用宿命论来评价屈原的人与文字。如现代大家郭沫若就说“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山水的影响”。对于郭沫若之语，我们自也当一笑置之，这种唯风就是雾的评述，只当是其拍马的一种奉迎罢了。 不过，屈原文字的成就却是卓然超众的，这一点勿容否认。但从其文字来看，好像与山水无关，反倒更多的是体现生活的本质与飘泊，从这一点上来说，郭沫若之解也不过望乡说土而已。其实屈原若不是文学家，那么他就是一位好的政治家，正是因为其介于两者之间，有着政治家的抱负却更多的带着文人的傲骨，这无疑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圈里是行不通的。他的政治生命的短暂也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尽管百姓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正直政治家。但屈原的政治圈之行，虽不成功，却为屈原带来了文学上的丰收，正是他坎坷流离的生存状态，让他对生命多了一层深层的感悟，从而也让其文字无不体现着生命的无奈与探索，以至于光芒至今尚在闪烁。 屈原是否高阳之后尚未考证，但有一点却是真的，即屈原是出身于贵族家庭。屈氏脱胎于熊氏，而熊氏是楚国的宗族姓氏，所以，屈氏与熊氏、昭氏、景氏是楚国的四大姓。古时知姓知其族，屈原之出身贵族是不惶多论的。楚是战国时的大国，论地之广，论民之众，在战国七雄中无出其右。可惜的是，屈原出生之时，正逢楚国衰落，秦国强大之时。屈原儿时就初显峥嵘，稍大就赢得了“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美名。借着本身的才华与出身的显赫，二十二岁时，屈原就从楚怀王的文学侍从一跃而成为左徒（副宰相）的高官。“其时入则与王共图议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以说那时候屈原是甚得楚王信任的，他集内政与外交与一身，可见，也是权可倾国。 正当屈原在楚怀王的信任下，准备大展身手时，却遭遇了小人上官大夫的诬陷，说屈原自恃有才，每成一公文，必吹嘘其功劳，从而让怀王忌这，从而疏远。而事情的起因，只因上官大夫欲用屈原之文据为已有想得功绩而起。些许小事的引发，竟让屈原从此改变了一生，让他的外交支持“合纵”抗秦，内政实行变法，修明法度，富国强兵的计划付之东流，从而也在仕途上走向了下坡路，直到最后的流放。 其实屈原的政治生命都是与秦国联系在一起的，看似上官大夫的诬陷是起因，但其时屈原并未被免只或降职说明，怀王此时只是对屈原的疏远而不是打击。而真正让屈原政治生命走下坡路的，还是其本身。由于他实行的内政与外交政策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守旧势力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与仇视。实际上说穿了，屈原也是生不逢时，其时刚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岁月，秦国已初步完成了封建制，而关东六国还在变革之中。屈原身处变革前沿，自然也树大招风，引来打击是情理之中的事儿。秦国的商鞅，不也是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吗？从这一点上来说，屈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怀王毕竟还没有对屈原斩尽杀绝而只是降职试用。 至所以说屈原与秦国有关，他的第一次降职是因为学秦国变法而遭贬。那么他的第二次遭贬（流放）还是因为秦国。自左徒而三闾大夫的闲职，只让屈原沉寞了一段时间。由于楚国对外政策的失败，不得不让楚怀王重新起用屈原，以望其修复与齐国的合纵关系。而这将直接触动秦国的利益。在一方面齐国感受楚国的出尔反尔不肯结盟时，秦国却行离间之计，与楚实行连横，这自与屈原的合纵政策是相反的，可怀王只图眼前利益，对于歇力反对连横的屈原，自是一逐为快，这就是屈原的流放生涯的开始。 公元304年，三十六岁的屈原流放汉北（今湖北郧县、襄樊一带），自这刻起，也就意味着屈原政治生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虽也回到郢都一阵子，但都未进入政治核心圈）。也就是说，这此刻起，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屈原结束了，而作为一个文豪的屈原却真正的诞生了。 据考证，真正属于屈原的作品一共为二十三篇。其中《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以及《天问》、《招魂》等。又一说是二十五篇，当然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文豪的屈原有这几篇文字传世就足以证明其文豪的价值了。 屈原最有价值的文字当属《离骚》，而《离骚》就是在屈原即将流放汉北离开郢都时的忧思之作。《离骚》之名的意思是忧愁忧思之作，望文生义，就可知如没有此流放之举，也就没有了绝代名作《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长声叹息流泪呀，可怜人民生活多么困苦）。“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我不怕个人遭到任何的灾祸打击呀，我耽心祖国的疆土要受到破坏）。从这几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正义影像，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刚直不阿的性格与对祖国深深的爱，是写不出如此的肺腑之言的。离骚这首长诗是屈原最具盛名之作，它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他的思想见解与为实现理想宁死不屈的性格品德。也可以说这首长诗不但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流漫表现手法的开始。 他在汉北写下了《九章》中的《抽思篇》，这篇文字主要表达的自已的忠耿耿，怀念郢都，希望楚怀王回心转意，发奋图强，一抹爱国之心，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心犹然在目，以至于忘了自已早已身处逆境。 四十一岁时，屈原结束流放回到了郢都，但一直不受重用，后因谏楚怀王别去与秦会盟得罪了楚怀王的儿子子兰，即怀王后的顷襄王。加上屈原哀于怀王之死，写下了诗篇《招魂》，表达对于怀王的思念之情，抒发爱国之情，由于有暗讽顷襄王之词，所以触怒了顷襄王，遭到了又一次流放，而这一次流放，却是向南，而且越流越深，终至身死汩罗江，生未回郢都。 这次流放江南，让屈原经历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其时江南尚近蛮荒，人烟稀小，屈原在此渡过了精神苦闷，贫困潦倒的最后十几年时光。这是屈原生命中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其间写下了《哀郢》、《涉江》等名篇，直至最后的生命绝唱《怀沙》。 可以说最后的十几年，屈原的命运是与楚国休切与共的。虽然身处蛮荒，却时刻关注楚国的兴衰。可遗憾的，这最后的十几年却是楚国走向衰亡的十几年。公元前278年，也就是屈原投江自尽的那年，秦国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者，顷襄王逃到了河南的陈城。也就是在这一年，一直感觉前途渺茫，理想破灭，生活艰难的屈原选择了死亡。 屈原虽后半辈子一直饱受漂泊之苦，但对于楚国的复兴的希望一直没有破灭，可郢都的沦陷，不得不让他回到现实，给了他致命的打击。屈原是浪漫的，他选择死，是因为他要用死来实践自已的诺言，为自已的为之奋斗一生的希望未能实现作最后的殉道者。《怀沙》也许就是他最后的心语。他在这篇文字中不再过多的写自已的境遇，而是客观的分析现实，总结自已的一生，镇定的向世人表达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也为后代留下了最后的浪漫一幕。 屈原的成就，不但表现在政治上的洞察力，而且更多的是表达在艺术方面。他的文学，不但影响了当时，而且就如刘勰所说，“其衣被人，非一代也”。汉魏六朝及唐宋元明清各代诗人，都不同程度的从屈原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体裁被称为楚辞。而屈原，无疑就是楚辞的奠基人。 为了纪念屈原的文学成就，也为了纪念屈原的刚直人品及爱国之情，人民在屈原死时的夏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以纪念屈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