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到这样一道测试题：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此刻你驾车到一个重灾区，这里随时都有危险，在那里等候你救助的有四个人，一个护士和她看护的生命垂危的病人，你母亲，还有你的恋人，而你一次仅此一次只能带走两人，你该带谁走？
当我把这个测试说给学生时，他们争论得激烈，我提问过几个，有一个说带走护士和病人，有一个说带走母亲和恋人，更多的人感觉很为难，不好选择。很显然，这其实是让你面对亲情、爱情和职业道德时，做出一种选择。作为一个常人，似乎舍弃哪样，于良心、道义都会不安，有缺憾。当我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安排：让护士开车带着病人和母亲先走，而你和恋人一起步行时，问题就解决了，尽管步行有危险，但起码你做到了和恋人生死相依、生死与共啊。学生们啊的一声如释重负，我笑了。
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总是在头脑中根深蒂固，但凡遇到问题，总是立马想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和结果；正统的教育好像也要求你只能如此而不能别样。长此以往，只能让人感觉那种论调太高太远，于情理无法接受，渐渐地就产生了抵触情绪，便认为这种说教是假大空，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道德教育为什么苍白无力日渐式微的原因吧？人们心中的英雄多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可以十几年不回一趟老家看望父母，最后抱憾而死。这就是我们时常看到听到的宣扬的楷模，他们似乎就该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就该是高大全式的形象，好像只有这样才配得上那英雄的称号，才是一个完人，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高尚的人。教育总是彰显它高大高尚的一面，却把人性给抹掉了。
我就纳闷啊，倘若你真能三过家门，为何不可以进去看一眼呢？哪怕几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几分钟，起码说明你还没丧失对家的那份牵挂那份责任，哪怕就一眼，对亲人都是一个安慰，你于心也稍安一些啊。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对家对亲人没有丝毫眷恋的人，一个借口忙碌而不回家的人，会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吗？会是一个好人吗？除非真的是生死关头、真的是十万火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机会有时间回去一趟的。我就是这样和学生说的，我不希望他们日后会在堂而皇之的借口之下成为冷漠麻木冷酷自私的一代。
当我得知王选逝世的消息，也许是出于备课掌握资料的需要，我搜索了这位老人的相关资料，在此之前，我除了知道他被称为“当代毕升”，是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的获得者，好像再就不知道什么了。当我看了那么多铺天盖地的悼念，那么多回忆，那么多生平介绍，我只是长叹死者已去矣。我为之动容的是他说过的那些看似大白话却又令人感慨万千的话，比如他说，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对于名和利，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决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我想，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社会、脱离企业、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国女王来中国访问，请钱先生出席宴会。钱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一个企业有关，企业里出了一位院士，获得了一个最高奖，对企业的诚信来说是有益处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忘名的地步。
一个多么坦诚坦荡的老人，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他理解的好人标准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足矣，他说他还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仅此两句，已让我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敬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活在现实的人，但他能感召无数的人。
我决定下节课，无须多讲什么，就把王选这些真实坦率的话说给学生，让他们知道一个人除了工作取得成就，他的人格人品更该光明磊落坦荡于天地。一个人，当活得真实而不虚伪，活得有价值而不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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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耳无非梵语，此心到处悠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