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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虽欢乐,亦有尴尬.
在童年的记忆里，“年”和“难”想伴。腊月２３是赐灶，又叫小年。从这天起，年便真的拉开了序幕。此后，大人孩子的言谈都拘囿在“年”的礼俗里，不得信口雌黄，说些不吉利的话，以防给来年的命运带来晦气。 那年，邻居的海，因为言语不慎，触犯了年规，被其父亲当场扇了两个耳光，打得鼻子窜血，好不怕人！还有一个叫窑的孩子，因为靠近年关，大放厥词，骂他的兄弟去死，结果呢，他的兄弟第二年真的得病死掉了，于是大家都怪罪起他来。窑为此忍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语，像个木偶了。 所以过年期间，是万万不可胡说八道的。但是赐灶之前还是允许“乱”说的。记忆中大人们常说的口头禅是：“哎，过年难啊！” 过年本是愉快的事情，怎么和难相连呢？孩童时对此不甚理解，成人后，才渐渐地有所顿悟。 所谓难，主要是过年耗费比较大，一些穷困的家庭难以承受经济支出。在那个年代，要把年大通套地过去，没有十元八块是不行的。最起码，要买一定数量的香纸、春联、烟酒、糖茶、油盐、酱醋、猪肉及鱼，保证除夕中午吃上一顿包子，除夕午夜、初一早上、初三早上各吃上一顿水饺。还要置办几桌酒宴，准备除夕夜，本家族的人轮流坐饮，伺候远来拜年的亲戚。另按照“初二姥姥初三姑，初四、初五拜丈母”的礼俗，届时还须备上几个白面馒头，装几包茶食点心，带几瓶酒，去走亲访友。这些都需要花钱。 对于有钱之家，“过年”是夸富炫耀的好机会，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富有，享受人上人的尊严。但对穷苦人家，可就捉襟见肘、寒碜之至了。 我们山东有个很著名的吕剧叫《王汉喜借年》，小时候，对“借”字不很理解，“年”还用借吗？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儿过年的实情。王汉喜家较为贫困，过年无钱购置年货，走投无路之时，他的母亲想到了没过们的“亲家”，真的派王汉喜去了，于是演义了一出绣房捉“夫”的闹剧。至今我还清晰的记着其中王汉喜未婚妻的几句唱词：“相公你往这边看，看看合适不合适，这是一只飞羊腿，还有两只风干鸡，饺子馅我准备了两大玩，回家去你两俩够吃的。。。。。。” 但不管难不难，年终究要过，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钱的可以丰盛一点，钱少的简约一点，实在没有钱，就东拉西借，欠点饥荒也要置办年货，将年顺顺当当地过去，欠下的债务，来年再慢慢偿还。 年是一种风俗，一种往来，一种门面，一种尊严，也体现了一种人生的态度。认真过年，就是认真地对待生活。 记得村中有个类似孔已己的穷困潦倒的人物，叫温正书，好像６０多岁的样子，腿不好，走路一拐一拐的，满口之乎者也，整日靠解字算命混百家饭吃。他上无老，下无小，平无妻，过年时一个人，冷冷落落。“年货”他没钱买，就是有钱他也不买，真个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饥。大年除夕吃的包子、饺子都是本家族和邻居施舍的。对待生活，他“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待过年，自然他也无所谓了。年在他的心目中已没有了任何意义。我孩童时经常见到这个人，我和同龄的孩子也曾围着他，听他讲过三字经，以他取乐过。但参加工作后，没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孤苦地死在自家的厢房里，一个多星期没有人发现，尸首都腐烂了，好不可怜！ 有人讲凡持有“过一天算一天”态度的人，表现在过年上，那一定是“过一年算一年”，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信。但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则不然，他们无论对年的礼仪，还是“年货”的置办，都颇为讲究。因为他们怀有一种人生的美好期待，欲想以过“好年”的形式把它固化在来年里。 过年虽尴尬,快乐是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