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从小，我是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的。故事里有学堂，有先生；也有炮火，有流血。现在，我的儿子已经长大，父亲还在讲他的故事。我猛然觉得，我应该把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这是承前启后的我这一代人的责任。于是，我开始记述和整理父亲的这些讲了若干遍的故事。父亲的“大故事”，与我们常见的那些相差无几。而父亲的一些“小故事”，却鲜明地带着自己的特色，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独立寒秋”战斗队

　　“文革”期间，群众“造反”组织林立，其名堂也是五花八门，很有点象今天满街的商店字号。不过，今天的商店是为了宣传商品招揽顾客，那时造反组织的“字号”，是表榜自己最革命，如“革命到底”、“卫东”、“卫彪”，也有拿毛泽东诗辞中的词句做“字号”者，如“百万雄狮”、“驱虎豹”、“分外香”之类。
　　那时我在师范学校当校长，是首挡其冲的运动对象。师范学校有一位青年教师，人很老实，很认真，性格有点怪癖，不太合群。成立造反组织别人不添他，他也不屑与别人为伍。于是自己成立战斗队组织，取名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想必是取用了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之句，巧妙地将自己的组织是“独立一人”隅了进去，真是用心良苦。造反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造走资派的反”，按那时的价值观，被批斗的“走资派”职位越高、人数越多、造反组织的批判火力越猛越革命。“独立寒秋”战斗队也不示弱，有一天，将上至教育局局长下至学校教导处主任的五名“走资派”全“揪”了出来。于是按当时的布阵方式，五名“走资派”站在一字排开的两条凳子上，“独立寒秋”战斗队站在一把椅子上，开始了“革命群众”与“走资派”1:5的批斗会。“独立寒秋”也没经历过这种阵式，再者这人是老实人，紧张得狠，满头大汗，双腿直抖，结结巴巴念完“批判稿”，已经是汗流颊背，语无伦次了。“批判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走资派滚回去！”
　　往回“滚”的路上，我觉得很好笑。一个“独立寒秋”的“造反派”批判五个“走资派”，被批的没觉得怎么样，批人的反倒“吓”出一头一身的冷汗。心里觉得好笑，脸上可能就有了表情。偷偷看与我一同挨批的教导主任，他也偷偷在笑，两人的眼一对光，竟笑出声来。正巧，一名“造反派”路过，看到被批判的“走资派”在偷着笑，是不老实的表现，就地让我们弯腰低头，认罪挨批。于是我们不敢再笑。

差点坐了牢

1950、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在齐东县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按照内部掌握的情况，全县列入“大逮捕”名单的反革命分子有400多名，而当时县监狱只能容100多人。如果用民房关押，一则很难号到那么多的民房，再则不利于警卫。于是县委决定，刨一个大地窖当牢房，这样不占民房，便于警卫，还可以让人犯暖和一些。这建“地窖牢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和法院张院长。
我们在村边选了一片空旷的场园，调来几十名身强力壮的民工，开始挖地窖建牢房。民工觉得奇怪，便问：“挖这么大菜窖干啥用？”我们说：“盛白菜萝卜。”因为关于“镇反”和“大逮捕”属于机密，我们不能泄密。地窖挖好，中间下了一排木桩，木桩上钉横梁，横梁上铺檩条，檩条上铺秫秸干草，最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土。为了便于警卫，还绕着地窖修了一圈木质的围栏。“地窖牢房”建好后，我和张院长下去试了试，确实又干净又暖和，县委领导也很满意，正是“万事具备，只待抓人”了。
大约隔了两天的早晨，张院长派人来叫我：赶快去看看地窖。我赶到地窖边一看，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地窖，今天却塌成了一个大坑，大坑里矗着几根没有倒伏的木桩。
张院长蹲在大坑边上抽烟，见我来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幸亏没住上犯人，要是闷死了犯人，咱俩每人要坐七年大牢”。
这是实话。我们计划在“地窖牢房”中关押重犯，一般要锁住手脚，这么重的连木头带土闷下来，一定会出人命的。再细想，抓来的这些人犯不少牵扯到历史悬案或现行命案，死了人断了线索，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丢”了一支枪

50年代初那几年，社会不太稳定，暗藏的敌特与一部分政治土匪相勾结，扰乱治安，暗害干部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县、区干部一般都佩枪，我当时就使一支叫“撸子”的短枪，晚上睡觉要放在枕边，白天出发要扎在腰里。
51年麦季征购期间，工作很紧张。一天晚饭后，县委书记让我到三区去看看征购情况，我把枪扎在腰间，骑上车子奔三区。
十多里地，到三区区公所所在的村时天已经是掌灯时分。进村后，见到区公所南边的场园里正在召开村民大会，区长正在讲话。我不打算惊动他们，便推着自行车径直进了区公所。
区公所是一套四合院的民房，空无一人。我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天很热，便解下腰间带枪的皮带，来到北屋里，把枪挂在椅子背上。又回到院子里，觉得仍然很闷，便走出区公所的大门，向南走了几步，远远地听区长讲话。听了不到五分钟，便又回到区公所。我下意识地走进北屋一看：枪不见了!
战争年代，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51年夏季战争的气氛还很浓，丢了枪，不问因由先关禁闭。当我发现枪不见了的一瞬间，如一桶冷水从头顶浇下。稍一冷静后，我判断这偷枪的家伙还没走远，便几步冲出院门，因为我刚才是在大门的南边站着，所以出门后先向北追，追了一阵不见人影，又返回来往西追，还是没人影。我又想，这偷枪的家伙也许还没来得及跑出区公所的院子。于是又返回来，顺手抓起一根顶门棍握在手里。我先来到南屋里，用棍子捅了一阵，没人。又来到东屋门口，便听到屋里隐隐约约有动静。我警惕地躲在门边，握着棍子，向屋里喊：“谁，出来!”
屋里的动静变成了女人“哧哧”的笑声。
我觉得很奇怪，便大声喊：“你是什么人，出来!”
笑声没有了，只见从屋子南墙根的床底下，钻出一个人来，手里提着我的枪。那人来到屋门口，是个女人。我夺过我的枪，握在手里，点着这女人问：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区妇联主任。”那女人吓得说话都变了腔。
“你为什么偷我的枪？”
“我......以为是区长的枪......”
“区长的枪就能偷吗？”
“......”
这时候，区公所的同志回来了，证实这人确实是区妇联主任。
我差点被她吓死，憋了一肚子气。再者，当时形势复杂，我也不能轻信。于是执意要带这个开玩笑开过了头的妇联主任到县里接受审查。区里的同志都替她求情，她本人吓得哭了起来，我便不好再坚持。
回到县委，我把这事当笑话向同志们说了一遍，同志们听后一笑了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县委领导耳朵里。领导问我：这个妇联主任真的是一个人钻床底下？我说是。领导又问：她真得说以为是区长的枪？我说没错。
原来，领导从这件事的细节里发现妇联主任与区长的关系不正常。一查，果然如此。

运动频频 在劫难逃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极左路线的指导思想日益澎涨，什么“三反五反”、“内部审干”、“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拔白旗”、“四清”，各种名目的运动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可以说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些以“整人”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中，不知有多少好同志受尽了磨难，也不知有多少同志含冤而死。痛定思痛，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在五十年代的几次运动中的我，曾多次担任单位运动的负责人，参与整别人，同时也整天防备别人来整自己。可以说是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迫害者。所以不论是在历次运动中还是日常工作中，都是提心吊胆，谨言慎行，老老实实的尽上个人的能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但是我的这种思想不符合运动的要求，因为政治运动需要的是政治投机分子，只有那些兴风作浪跟着运动浪头跑，甚至是踏着别人的政治尸体向上爬的人，才是运动中的干将。我不想靠出风头整别人往上爬，但是也尽可能避免成为运动中的对像。但事实证明，这种明哲保身的中间路线很难走，我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曾大难临头，使我终生难忘。

说了几句实话，运动领导变对象

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即在党政事业单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在民族工商业中反行贿、受贿、偷机倒把、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这时，我在县府办公室工作，我任办公室主任、机关党支书记。县委指定，由我担任“三反五反”领导小组组长。论说，这样的地位是利用运动往上爬的好机会，但我却差点成了运动的对象。
按照上级的布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县府的财政部门，如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这些部门有大贪污犯，那时叫“打老虎”。运动的步骤，是先将各部门积极分子组成“打老虎队”,经过几天的练兵之后，即开始投入实战，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这些部门的大小负责人和直接管理钱、管物的工作人员，而斗争的方式是叫“车轮战术”，就是由“打虎队”队员日夜轮战。也叫“熬鹰”，说白了当然也就是搞逼供信。经过二十多天的日夜战斗，县直机关就打出了十几只“老虎”。其中银行的一位股长被逼自杀，其他“老虎”琅铛入狱。运动在按照领导的意图继续发展，但我思想上却产生了怀疑：据财政局长张局长所交待的贪污款数，几乎占了全县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是极不可能的。但是又一想，运动后期还要具体材料落实吗，这时候还是少提相反意见为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晚上十点以后，主持全县运动的县长从县委开会回来，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去，分析了几天以来的运动进展情况。县长说，县府各部门的哪些人还值得怀疑，要深挖细找。我当时有不同意见，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当他提出办公室芦会计有问题时，我觉得自己不能不表态了。因为芦会计这人我了解，是个老实本份的人，再说那时候办公室的帐目很简单，除了发工资就是有数的几笔开支，每月向财政局报预、决算都是经我审查盖章，我认为芦不会有多大问题。于是我就将芦的日常生活情况，思想表现和他每月的财经预决算情况，向县长作了说明。县长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我右倾，两人互相争辨了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县长动了情绪，他赌咒发誓地说：芦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你这种看法在思想上不对头，如果打不成芦“老虎”，我这个县长就不当啦！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是夜，我难以入睡，心情十分矛盾：让我昧着良心去整我认为确实没有问题的同志，不用说党性，连起码的人性也谈不上；但是如果在运动中不顺着领导的杆子爬，不用说保护别人，就连自己也很可能搭进去。整芦会计的结果正如我所估计，尽管在运动的风口上把他关进了监狱，但后来落实的结果，仅仅是他那正在读高小的爱人用了公家的几张粉联纸。果然，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的县政府全体干部大会上，县长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撤消我的三反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并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就这样，县长的一句话，让我一个领导运动者变成了斗争的对象。这时个人考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一不管财政，二没有官僚主义，纵然在日常工作中也批评过区里或科局的一般同志，他们也不至于往死里整我。几天以后，我按领导的要求在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下一步就是小会批判斗争了。这时，县长到银行、法院等单位去动员群众说：要下狠心，不要被他的伪装迷惑了。当然这是后来听同志们说的，当时已经没有人敢与我说话了。县长知道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在下面点点火，很难搞倒我。正当大难临头之际，突然接到地委通知：中央指示，从文到之日起三五反运动立即停止，党政机关全部投入春季大生产。就这样使我脱离险境，真是幸哉！幸哉！事情发生在建国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可算我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劫。

三缄其口，不放也有毒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时，我任乡党委书记。按上级部署，全县县、乡两级全体干部集中搞运动，前段是党内整风，后段是反右斗争。县直是以部委科局为单位，乡是以乡为单位。运动开始，动员党员要向党交心，海阔天空，什么意见都可以向党讲。运动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即所谓“四大”。每个乡由县委派一名“秘书”作材料记录，这位“秘书”实际是县里的运动骨干，也就是搞特务工作。这种方法也可以说叫“布袋战术”，你放他就往布袋里收，前后两个阶段把你“放”的“毒”一齐收进去，最后换一顶右派的帽子。当时县委派往我乡的“秘书”是老段同志。掌握运动的书记曾多次亲自找他布置任务，要求要注意我的一言一行，哪怕是一句话也不放过，都要记好。并嘱咐老段同志对我实行跟踪，一切行动都要跟着我。可是老段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的好党员，更不是那种踩着别人的政治尸体往上爬的人，他不给别人的话添枝加叶，更不会无中生有。因此，他向县委汇报时说：他在会议上只讲了些启发性的意见，没有他个人的观点。这样的汇报当然不能满足运动领导者的要求，因为我是县委内定的右派指标之一。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不知道的，而是“整风反右”半年以后，我与老段同志交谈起来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在批斗我时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材料，在反右斗争中给你的结论是“不放也有毒”，你是“漏网右派”，我这才知道那一次又是漏了“网”。整风反右中，我只所以没有因“放毒”被打成“右派”，并非我有“先见之明”看透了运动掌握者的“布袋战术”，而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决定。我不爱出风头，开会不善大喊大叫，哗众取宠，说得文一点也可以称之谓“个人修养”，这也许是保我过关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起，看着来势凶凶的整人恶浪，想想一次次运动自己侥幸脱险，而这一次要新帐旧帐一齐算，这真是在劫难逃了，不知命运如何。

三条罪状，条条致我于死地

“文革”中，在辅天盖地的大字报过后，我的“罪名”有三：一是三青团；二是混入党内假党员；三是严重“四不清”。这三条有一条能落实，按当时的整人标准，轻则戴帽开除，重则入狱坐牢。但俗语说无风不起浪，这三条从何说起，历史的真象如何，还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说来话长。
一是关于加入三青团。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国内各党派均彼此承认存在的合法性，一致对外。甭管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老百姓眼里，各党派都是抗日的。当时，我们这些念了几天书的热血青年苦于报国无路，抗日无门，东一头西一头地找出路。听说县城办了“抗日救国讲习班”，我们几个同学便相邀投奔。经过简单的考试，参加了学习。学习的内容无非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还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等，同时学些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日军逼近博兴城，国民党的县政府撤出县城，也将我们这些青年带了出来。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吃紧，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总之不长时间就决定遗散我们，每人发一块现大洋回家。临走的那天，有人拿来一些表格，每人一张，让填表。发到手上才知道，是加入“三青团”的登记表。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三青团”为何物，问也问不明白，问明白了也没有用处，急着回家，填上表交表走人，这就是我加入的“三青团”，过后再也没人提及。博兴解放后，我们从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登记表，那时战争刚结束，人们的实事求是精神还较强，再说填表的那些人不少都参加了革命并担任领导职务，事情的真象很快弄清，组织结论是：集体加入三青团，一般历史问题，不影响干部使用。“文革”中，“莫须有”的罪名都能定罪，何况我还有那么一张表。于是，因了这张表我被七斗八斗，差点搭上一条命。还有比我受罪更甚者，如我的同学李建生。
李建生是我的同乡，与我同时参加那个“讲习班”，同时填了那张表。“文革”前，李建生担任潍坊拖拉机厂的厂长、党委书记，“文革”初期，潍坊拖拉机厂出了个山东闻名的造反大人物张延成，是“九大”中央委员。张延成造李建生的反当了中央委员，按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是李建生的问题越严重，张延成的功劳越大。于是，这张“三青团登记表”成了送李建生进地狱的通行证，被打了牢房。大约在一九六九年的初冬，李建生专案来了两个人，要我给建生写证明材料。这两个一看就知道是打手的人先给我定了调子：一、李建生不是与你一块去参加学习的，他是主动地投奔国民党；二、李建生不是与你一块填表，而是单独加入的三青团。听了这些壮汉的交待，我着实为建生出了身冷汗。但人非猪狗，我就是搭上一条，也不能编造这样的证词陷害忠良。于是，我比过去的证词更加详尽的描述了我是怎样同建生一块去学习，甚至写明列队的时候他站哪里我站哪里；填表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我在什么地方。这下激怒了两位打手，他们把我的证词撕掉，拳脚相加......，幸亏，我当时所在的师范学校还有几位有良知的青年，他们制止了这两名潍坊壮汉更残酷的暴行。
劫后余生，一九八0年我去潍坊， 见到大难不死的李建生同志，他被关在地下室的的水牢里半年未见天日。共同感慨那张差点致人死命的表，和围绕这张表发生的近半个世纪的发人深醒的变故，我们共同的心声是：再也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加入三青团”问题。
二是混入党内假党员问题。我在《走上革命道路》一节中曾提到，我入党是在一九四0年。那一年冬天， 渤海区党委派宋鲁源、刘伯华、张巨宽三同志来我村搞“年关雇工增资”，三同志临走的时候，在我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与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当时就填了《党员登记表》。填了这张表，就意味着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文革”中查我的入党问题，介绍人之一的张巨宽不承认曾介绍我入党。我始终没见到张巨宽，因此他“不承认”的原因只能猜测。估计他不承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原因有二：一是张巨宽在介绍我入党后不久，自己脱党回家，据说干了几年教员，解放后家庭被定为地主。我想，他身为地主成分，又有脱党这一历史问题，甭说是“文革”中，即使是平常也少不了挨斗扫街，“少一事强似多一事”，再者，那个被调查的人还不知道成了什么人物，还是不沾边为好；二是宋、张、刘三人来我村是临时性工作，不是长期相处的上下级，接触不多自然印象不深。记得那天晚上谈话时，开头是宋、张两人在场，到我填表时张有事离开一直没再回来，忘记了也属正常。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再去找他，他说，只要宋鲁源记得是有那回事，我就也承认──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搞得说话都不人不鬼。值得一提的是宋鲁源同志。文革期间，他在银川白银公司负责，那是个半军事性质的单位，因之“文革”中他受磨难少一些。我所在师范的两位青年去找他，查我的“混入党内”问题，他明明白白地给我出了证明，他写的证明与我自己的陈述无任何差别。宋鲁源同志还问搞外调的两青年：“我这老战友有神经病？”答：“没有”。“没有神经病，四０年‘混入党内干啥’，那时候入党可是要掉脑袋的呀！”师范的这两青年很有正义感，回来后不久便把上述经过告诉了我，说他们这次搞外调，受了教育。现在听起来这些事情似乎是笑话，但是那年头如果宋鲁源再说“忘了”，我便会被“清除出党，戴帽回家”。
这便是我的“混入党内”“假党员”问题。
三是严重“四不清”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经查我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从二中(现一中)调出时“贪污公家木箱一个”。经过是，我调走时，办公室里一部分属于我自己的书没处装，总务处的一个同志便找来公家的一个破木箱装了这些书，我当时打借条：今借到木箱一个。还有一条是“贪占南瓜一包袱”。事实是，六一年生活困难时，我的一个同乡，省教育厅副厅长崔士星在本县住村锻练，我见他饿得快不行了，便让炊事员背了学校种的十几斤南瓜给他，记在了我的帐上。还有一条是“多占炊具”──从未听说过的罪名。是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口粮不够吃，便从食堂里打出粮食，掺了糠菜自己蒸干粮，有时拿到食堂馏热了吃──多占了炊具。
历数陈年旧帐，并非计较个人的恩怨；数度劫难，皆一个“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扩大化”。当思今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谁也不用担心今天说话明天挨整，一句话定你生死。国泰民安，倍当珍惜。简记在此，还有一心意是使下一代了解他老人的坎坷一生，为此而矣。

一张照片　千古之谜

　　我与照片上的周洪智（右）、周向明同志（左，已故）是同村，既是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又是生死之交的革命战友，我还是他俩的入党介绍人。
　　1949年春，我和周向明同志由渤海区党委党校学习结业回清河地委（驻桓台索镇）分配工作。组织部谈话，我去专署秘书处，向明同志去建设科，周洪智同志当时任专署公安处秘书。大约在6月中、下旬，三人凑到了一起，当时从全国范围讲战争还没结束，说不定哪一天就天各一方。周洪智同志邀我们照相，于是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照片已经褪色，但围绕照片发生的一连串故事尽管过去了50多年，却依旧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照片留下的疑案已成千古之迷。
那天，我们三人来到索镇桥西一家照相馆，招牌上写着“胜利照相馆”。走进这间不大的店堂，老板满脸笑容地迎上来，非常和气地说：“欢迎同志们来照相，保证给同志们照好”。因为我们都穿着细布灰军装，一看就知道是机关干部。老板殷勤地说好话，又是搞布景又是调镜头地忙了大约有十来分钟。我们三人闲等着，不免谈起了机关的工作。索镇长期属敌占区，刚解放，情况很复杂，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性质都是接触军政机密，所谈内容很容易让人感兴趣。这也是一时疏忽，不应在这种场合谈论工作。
　　几天以后，我们去取照片，拿回来一看，照片袋内只有照片没有底版。洪智同志是干公安工作，警惕性高，又回去要底版。老板依然很客气，说底版找不到了，可能是徒弟们打扫卫生时扫了出去。洪智同志回来说：我看这家伙不象好东西，要警惕着点。这时候，我大军南下已经打过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在逃台前搞了一个“策反计划”，也就是策划反攻大陆。组织大批中统特务潜伏于内地，上海、南京、重庆、济南、青岛等地都有他们的核心组织，其任务是长期潜伏，以合法职业作掩护，不惜一切手段打入我党政军机关内部，进行暗杀、投毒、爆破等破坏活动。洪智同志向处领导反映这一情况后，才知道其他同志也反映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索镇一带敌特活动很频繁，出现过多起我方人员被害及反动宣传品案件。于是公安处将这个照相馆列为布控重点，组织了由侦查科长带领的五人小组，夜间潜伏于照相馆周围。经过十几天的侦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但也没有排除怀疑，侦查组撤回后，安排了两名便衣侦查，昼夜进行监视。
　　事有凑巧，大约在麦收前（农历四月二十左右），在地委“各救会”工作的我的邻村刘一常（刘作恒）同志因公外出，路经索镇大桥时，迎面来了一辆三套骡马的胶皮大车，赶车的人头戴草帽，帽沿拉到眼皮底下，身穿青裤白褂，与刘一常同志打了个照面。刘一常不觉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刘一锐吗，他怎么出现在这里！于是赶紧向领导报告。刘一锐何许人也，此人与刘一常是同村，曾任国民党地方武装排长，日本鬼子侵占博兴后，他即投鬼子当了汉奸，成了鬼子的特务营二营长，驻小清河刘圈据点。该据点距我村仅五华里，刘一锐经常带人到我村抓丁抢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和刘一常同志几次险落敌手。日寇投降后，他带领虾兵蟹将企图逃进济南府，在历城牙庄一带被我大军围歼，刘一锐下落不明。仇人相见，刘一常同志一眼就认出了他。行署公安处得到报告后，立即派一个武装班，由刘一常同志带队追捕，追到索镇东门的胜利大车店，发现了这辆胶皮马车，一常同志看到车马，确认无疑，立即进店搜查，结果有车无人。问店主人赶马车的到哪里去了，店主说：此人进店，卸了车报了饭，说出去买盒烟至今未回。公安干警立即分成两组，一组到索镇街里各个烟酒糖茶门市部进行搜查，另一组直接向东门外追去，一个小时后，两路人马皆空手而归，查无踪影。
　　公安处任芳亭处长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化装的刘一锐是特务无疑，他来这里肯定是有接头的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这个接头的特务很可能是照相馆的老板，于是分成八个组在索镇街所有的私营商店进行查户口，以期摸到一点线索。当查到这家照相馆时，户口簿上记载：摄影师兼老板周秀明，索镇东王家庄人，自幼跟随姑母生活，原籍不详。于是立即赶往东王家庄。该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此人原是一个兵痞，在伪二十四旅当过班长，后来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军队收编，济南解放时化装逃跑回家，自称有摄影技术，就在索镇开了个照相馆。从此人的政治背景看更值得怀疑，于是仍派暗哨监视。
　　不久，行署公安处接到省公安厅秘电：公安厅、青岛公安处在青岛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国民党中统局设在青岛的“胶济铁路牒报站”被破获，站长刘一锐等廿余人全部被逮捕，据特务供称：桓台索镇桥西开照相馆的摄影师叫周秀明的人，是青岛牒报站索镇组的组长。于是公安处立即逮捕了他。但是在审讯中，这个特务组长还是一口咬定照片的底版是丢了，没有其他问题，于是不了了之。
　　时隔十七年后的一九六六年，“文革”风起，大兴“扫四旧”。我村几户地主家的一些破烂玩艺儿被扫到大街上点火，有“红卫兵”用木棍拨火。我的一个侄子在人群中看热闹。一本被木棍挑起的书落到侄子跟前，书里掉出一张照片。侄子捡起照片一看：这不是我叔叔吗！？照片是如何到我村地主手中的，后来我与周洪智分析，很可能这是敌人整个暗杀计划的一个环节，我村的特务分子领受了暗杀我们的任务，只不过因为我们的政权迅速巩固，再者我与洪智、向明同志都已脱产很少回家，没有实施。
　　此乃想象而矣，真象如何，已成千古之迷。

　两个窝窝头

　　六零年的天灾加人祸，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极端困难，不仅农民吃不饱，机关干部的口
粮也少得可怜，吃饭除了要有粮票，还得排上计划。手里有钱，无粮票无计划，还是少不了挨饿。
　　那年，我在一所中学当校长。秋后的一天，接到教育局的通知，到博兴县城参加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便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因为当天的早饭我必须赶到博兴县城去吃。蹬了六十多里地的自行车，已是饥肠辘辘，在县委招待所食堂里，我交上两个窝头的早餐券，领出了两个高梁玉米合成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窝头。两个窝头，一个高且挺直，一个扁平胖呼呼的。按标准，还有一碗白菜汤。我从发窝头的窗口拿了双筷子，将筷子放在挨近窗口的桌子上，把窝头摆在筷子上，便去领我的白菜汤。当我端着白菜汤回到放窝头的桌边的时候，窝头不见了。这时开饭时间将过，饭厅里人不多，我看到一个穿黑色中山装，掖下夹着一个牛皮包的人，正一边大步往外走着，低头啃着那两个属于我的窝窝头。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并追过去。那人也并不打算逃走，站在我面前，继续啃窝头。那高个的窝头已啃去大半，矮个的窝头也啃了两口。他平静了一会，说我是来搞外调的，粮票用完了，已经饿了两顿，他边说边吞两个窝头，眼看就进去了，他很坦然，象平常研究工作似地同我商量说：你是本地人，总会有办法的，我加倍给你钱。
　　我没有要他的钱，幸亏这天早晨有两个参会者未到，炊事员又与我很熟，才均出一个窝头给我吃。这事现在听来象笑话，又确实是真人真事。现在有些言论说，历史上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是因为家中有五斗米。我觉得也有道理，看这位搞外调的干部，不是为两个窝窝头就折腰了吗？

《山东工作》遗失之谜

历朝历代，都会遗留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会遗留一些悬而未决之谜。四十年前我遗失了一本党内机密文件，并由此招致处分，至今是个谜。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山东省委有一本机关刊物《山东工作》月刊,是“机密”件,内部传阅,阅后收回。我在“传阅”范围之内,每期阅完,再送交县委办公室。每次取送都要在“传阅单”上签字。
大约是1963年春天的一期,到了该交回的时候,却找不到了。我把办公室里,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没有；让三个上学的孩子翻书包,没有；让常和我接近的同志们找,还是没有。《山东工作》的内容,无非是些内部通报,暴露某些党内存在的问题等等,现在看没什么,可那时候是“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敌情观念”都很强。再者，那几年因国内灾害和国际形势恶劣，蒋介石经常派小股武装搔扰大陆沿海，国内的潜伏特务也经常搞破坏，我所在的县城附近就有敌特的电台活动。据说当时一份县级红头文件到了他们手上，就能到敌特机关报功领重赏。这是一本省级的机密文件，丢了，受纪律处分甚至撤职查办都是有可能的。在确认找不到的情况下，我向县委写出了书面检查并请求处分。
这本《山东工作》的丢失至今是个谜。我想，排除被敌人作为“情报”偷去的可能，还有两种可能：一是我身边的同志出于好奇，把这本“党内刊物”拿去看了，他不在“传阅”范围之内，所以想悄悄拿走悄悄送回，我找文件的初期，他没有机会“悄悄送回”，到后来发现再拿出来更让领导产生怀疑，于是索性将错就错不拿出来算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与我有隙的同志，顺手牵羊拿了去，出我一回洋相。无论是哪种可能，这本《山东工作》的遗失至今是个谜。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重——县委保密会议通报批评。

“糊麦地”

黄河滩区一带，老百姓有一种种麦子的传统办法，叫“糊麦地”，就是趁着退水地已经有了干裂纹尚还能托脚时，撒种人在脚上绑上两块木板以防下沉，把麦种撒进裂纹里，脚下的木板再把裂纹“糊”上，故名思意“糊麦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卫星田”里亩产小麦放到10万斤，土地深翻要求达到一尺六。一到夜间，田野里真是万家灯火齐明，星光灿灿，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也参加翻地，八、九岁的孩子拿不动铁锨，就用家里烧火用的铁铲子挖，一边挖一边拿着尺子量，看够不够一尺六。“糊麦地”的办法，与深翻地的要求显然是矛盾的。
当时，我在指挥全县“大跃进”的西线指挥部负责。我们指挥部也搞了块“卫星田”，所订指标是亩产10万斤。 我自己私下里曾算过帐：10万斤小麦，如果用汽车运输．每车按二吨算，得运25汽车，这25汽车麦粒如果撒在地里，能有多么厚呢？再者有多么高多么粗的麦子能生长出多少麦穗，才能产生这10万斤小麦呢？
大约在这年农历八月初十日左右，秋季种麦子进入高潮，指挥部分工我到星光农业社草庙头大队，去检查秋种质量及种麦进度，我便骑车来到了该大队。见到大队书记李仁美同志，谈了些该大队种麦的大致情况，我们便到了黄河大堤内的河滩地去实地检查。这年黄河水很大，伏汛时已大水漫滩，水退后落下了约十公分的黄淤泥，根据群众的经验，这种黄淤泥比上一季肥料还壮。半月前大队已经按照老一套“糊麦地”的方法种上了麦子并大获成功，麦苗出土后长势喜人，真是苗全苗旺。我们来看时，已长出三个针叶，水旺旺的，100多亩麦田真像一床大绿毯盖在河滩上。但是前几天县里的检查组来检查时，提出来这片麦子没有按照县委深翻密播的要求种，不够标准，要立即返工，这时社员正在挖掉麦苗进行深翻。社员们一边翻地一边哀声叹气，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大队书记李仁美把我叫到大堤上无人处，与我商量。他说：主任，你看是不是留下几十亩麦苗，群众翻地十分心痛。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谁不心痛，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谁坚持事实求是谁倒霉。当时，我考虑了一会，对李仁美说：这个问题不是小事，弄不好我就成了“秋后算帐派”，“与大跃进较量”，轻则“双开除”(党籍政藉)下放生产队监督劳动，重则进监狱，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俩要绝对保密，任何人不能露半点风，如果一但被县委或公社查出来，你绝对不能承认我来检查过、是我允许的，你就说那几天我旧病复发未到地里去。好在再没有人来检查，这“糊麦地”的事就这样“糊”了过去。
第二年麦收，未翻的麦田多打了一万多斤麦子，而翻掉重播的麦地以及公社的卫星田还有我们指挥部的卫星田连种子都未产出来。

(这是老牛文的几个部分，其它的我再给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