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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海迪，就从你在读的《沉重的睡眠》这本诗集说起吧。作者是北大的哲学硕士，他在患脑溢血之后，从小学语文课本学起，以恢复对语言的感觉，出人意料的是，他又开始创作了。这本诗集与他以前写的诗已经有很大不同了。他虽然手脚迟钝、表达缓慢而含混，但依然不失一个诗人的沉静和明澈。大家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你怎么看他的写作？ 海迪：《沉重的睡眠》是一份精神礼物，它来自生命，来自灵魂深处，我惊奇，我喜爱，也生出许多感慨――还有什么能比人的精神更强大呢？我曾看过一本《潜水衣与蝴蝶》，作者让·多米尼克·博比曾是ELLE周刊的主编，一次他突然患了重病，从此除了眨动眼睛，什么也不能做了。可是在常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境况下，他却靠眨动眼睛的次数“写”出了《潜水衣与蝴蝶》这本书。让我们惊奇和感动的还有霍金，他在肉体绝对的困境中，却还在破解宇宙之谜……精神是深奥的，可惜人们对精神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浅的层面上。我想生命中也许有一种隐秘的力量，让那些失去了“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在重度残疾中，用另一种形式再现自己，复现一个完整的自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自慰的“我”，而这个“我”却是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就像作者诗里说的，“失语症是一个意外的工具／好像一个磨刀石／把我的诗磨亮”。 记者：关于病痛，你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我想知道，你今天做到和得到的一切与你的疾病有关吗？这种生命中非同寻常的境遇，是否恰恰使你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对人的精神侵袭，让你通过一种特殊的体验、一条特别的通道，走向我们不能到达或没有到达的一个高峰，一种境界？一般人都会诅咒疾病，你是诅咒它还是感谢它？从哲学意义上说，从几十年的病痛中，你得到的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是什么？肉体的苦难是不是成就了精神的丰富和丰满？如果命运让你选择，你更愿意做病痛煎熬中的英雄还是健康的庸人、凡人？ 海迪：44年了，疾病给了我很多痛苦，但这痛苦也是精神财富。这个过程是一种历炼，精神的，品格的。痛苦是一门课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完它。每天细细品读，总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力量和智慧。我不把病痛当作敌人，而把它当作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终生与病痛相伴的人会对外部世界更宽容，也把人世的纷争看得很淡泊。病痛也让人思考崇高和英雄主义，并以这种心灵中的无畏击溃自己脆弱的精神。我从不诅咒疾病，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也是对健康生命的一种比照。自然万物中有很多谜，疾病就是一种。我想也许病痛是生命的另一种滋味。品尝了病痛的人更加向往无病痛的自由，这种向往又会拓展人们更宽阔的思维空间。假如真能再有一次生命，我要做一个能够承受痛苦煎熬的，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健康人。 记者：再谈谈你的创作。我看了《绝顶》，非常惊讶。我对朋友说，海迪写得很好，是真正的写作。我知道你和你的人物一样，在攀登精神的山峰。你有没有想象有一天你自己登上雪山之巅，甚至长了翅膀在空中飞翔？是不是山有多高，你的内心的沟壑就有多深？是不是天有多阔广，你内心的期待就有多阔？ 海迪：写《绝顶》时，我从没有期待自己真能去梅里雪山，我觉得对于一种存在大美的境地还是神向往之更好。精神想象的空间无限广阔，人只有在想象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而文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空间。 记者：你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很可爱。包括宋梅樱，相对来说你可能不太喜欢她，但你也给她留出了精神的余地。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都经过了你的精神包装。你是不是觉得整部小说明显带有一代人的阅读趣味，留下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的痕迹？能不能从你的作品中，归纳出你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你的基本生活态度？ 海迪：书中的人物也许无意间表达了我个人的好恶，这是不由自主的。我曾说过，作家也许会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可以说是经过了我的精神包装的自己，在缺失了英雄主义的今天，我把那种壮美的人生交给肖顿河他们了，他们身上也许有一代人理想主义的痕迹，他们的攀登就是我的生活态度――只要生命不完结，人就不会停止精神的探索。 记者：进入90年代后写作有了多样的色彩，人们的阅读趣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不像过去那样，只接受一种口味。可以说我们几十年形成的阅读习惯受到了挑战。作为一个作家，你关不关心别人的创作状态？你对上述变化怎么看？ 海迪：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也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并受到更多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影响，文学的崇高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增多，这一切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创作走向，也引导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创作和出版异彩纷呈，但也参差不齐，一个目标，一种取向，已经成为历史。变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社会已经分化为各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层必然会有不同的艺术需求。不管别人怎样，我都会恪守自己的文学理想。 记者：你的阅读情况？你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作为刻意从事英语文学翻译到作家，你怎么看受现代、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种种创作？ 海迪：我读的书各种各样，有自己认为的经典，也有闲书，最近在读《物种起源》、《达尔文传》、《精神分析导论演讲新篇》。我持久喜欢的作家有普鲁斯特、海明威，茨威格，肖洛霍夫等。受现代和后现思潮洇染的书我读的不多。有人说，后现代主义是密涅瓦暗夜中失明而不想展开思想羽翼的猫头鹰。我想人们总是在做尝试，一种模仿，一种标新立异，只不过让文坛上多一点眩目的色彩而已。 记者：“女性写作”是现在彰显于世的一个问题，被讨论得轰轰烈烈。大部分时候，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都不包括你。这有你这几年沉寂的原因，也有当前“女性写作”本身带有的一种特殊意味：私人性。你有没有听说过“私人化写作”或“个人化写作”的提法？从你的《绝顶》看，你的写作和林白、陈染无共通之处，但和王安忆、铁凝、池莉等也很不一样。你对私人化写作怎么看？对当前的女性写作总体状况怎么看？在你今后的创作中，有没有想去强化写作的性别色彩或说女性视角？毕竟男女写作的区别还是天然存在的。 海迪：我从没有去想过我与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只希望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写作其实就是一种课题研究，探索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没有绝对相同的女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心理历程，这就构成了每个特别的作家，有自己个性的作家。我与别的女作家有不同，我也追求自己与别人的大不同。至于私人化写作或个人化写作写作,也许是一种女性精神的展现形态，就好比有人矜持，有人张扬。有的人喜欢用身体写作，有的喜欢用思想，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今天的私人化写作已经炒不出什么新意了，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关心什么样的写作，不去刻意地追求什么，而是顺其自然。我是女性，我的表达必然会有性别的印记，或是不经意表现出的女性写作特征。 记者：《绝顶》，有绝处逢生的意思。写作对于你的意义何在？如果生活是一本书，你是主人公，你有没有像作者那样构思过你的结局？怎样评价你的今生？有没有想象过来生？ 海迪：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去想自己会有来生，偶尔想过，也是作为一种情节的假定。我当然构想过自己的结局，不过人们会不赞同我为自己设计的结局，或是不理解。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我突然消失――在我还没有老的时候，结束无尽的病痛。我喜欢瞬间的消亡。至于自我评价，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一直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 记者：你说要封笔。准备做什么？封笔以后，又怎么去完成个人风格的历练呢？封笔以后，还能找到像写长篇那样的让你能倾注多年心力的工作吗？封笔以后，你通过什么渠道表达你的丰富的情感呢？ 海迪：前段时间我在报上看到我要封笔，其实我没有这么说过，这无疑是一种炒作。我曾在小说的前言中写到，我想这将是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体力和精力再写长篇很困难了，但我依然会努力去做一切我所向往的事。我没有写作之外的计划，我的职业是作家，不会去做别的，我已经习惯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了。 记者：尽管你在电话里说，不要提你的过去――80年代的一切，我还是有几个问号。因为我就是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当时你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这一代人，在心智成长的紧要时期经历了社会的百般变幻，而这种变幻也影响到我们对各种榜样和偶像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你从媒体消失了，很多人也忘记你了。应该说，进入90年代后，我们不像在80年代那样崇拜你了，似乎某种大的环境正在消失。这种时代的变迁有没有在你的心中激起波澜？ 海迪：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榜样或者偶像，因此，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论是在孤独寂寞中承受痛苦，还是被鲜花和人们包围，我始终保持内心的一份沉静。我觉得，在不幸的时候要学会吞咽痛苦，要学会自我激励。痛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学会忍耐。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瞬间的辉煌，无论眼前是多么隆重的场面，多么崇高的荣誉，一切都很快都会归于平静，所以，我要自己永远做到宠辱不惊。至于别人怎样看我，那是别人的事，虽然我无法控制那个以各种宣传形式存在的海迪，但是我能够控制本我的海迪。 记者：你现在是以一种作家的身份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的，当然你以前也是，但被其他身份遮蔽了，而且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你成功地完成了在公众眼里的身份转型，毕竟你不能否认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海迪：事实上，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闹，也无论遇到怎样的写作艰辛和困惑，我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一年又一年，我都是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度过的。到九十年代后期，我的写作有了一些进步，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生命的追问》、《绝顶》和《美丽的英语》出版后都多次印刷了。我想写出这些作品并不是我转型不转型的问题，而是我忠于文学理想的结果。 记者：业余时间你喜欢音乐，什么样的作品让你喜欢呢？
海迪：我喜欢英国女大提琴家杜普蕾的作品，她在42岁不幸病逝。她的演奏深沉静谧，给人无限想象。在今天喧嚣的生活中，倾听她的演奏就仿佛走进宁静的森林…… ※※※※※※ http://211003.xilubbs.com 中年随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