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对于人的习性感到很纳闷，我弄不清人是喜欢漂泊和还是喜欢停驻，或者是两者轮换交替，有时候喜欢漂泊，喜欢看看自己所没有看到的风景，有的时候则喜欢停驻，在修生养息中品位生活。

这是人，书呢？书是人写出来的，可是书一旦写了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性。一本书放在那里，有作者的影子，又不完全属于作者的，有时候作者见到自己写的书后，都会有陌生感。会说：“呀呀，这本书是我写出来的吗”？书，具有天然的诚实品性，它或者浅薄，或者深刻，一旦成书，就以一种不变的面貌来面对各种读者的评判，而作者是可变的，写这本书时候还是这种人，写那本书时候则是另外一种人了。作者写书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作者的全部，而是表达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人的内心则是由各种复杂材料组合成的。

一个人出生以后，就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外力作用下，开始了自己的“漂泊”。一本书问世以后，也同时开始了自己的漂泊，虽然漂泊的轨迹不同，但是命运基本是相似的。一个人的命运有自己的跌宕起伏，一本书的命运也有自己的荣辱开合；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可以是必恭必敬，也可以不值一顾。一本书也是这样，它对于有的读者是良师益友，甚至影响了他（她）的人生轨迹，而对于另外的人则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人和人的相遇，尤其是和品德高尚的人相遇，是需要有机缘的；而和好书的相遇也是这样，人和好书的相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走进书店，一架一架的书，铺天盖地的，真正切合自己当下心境的书，可能就那么几本。能够指引自己走出心灵困顿的书，一年或者两年才有那么一两本。人是需要知音的，书也是需要知音的；人遇到知音的感觉是心灵的汇合，是两个心灵在时间的某一个区段，突然结合到一起——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和安慰决不是局外人所能体味的。人和书的相知也是这样的，当你看到“书”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和你的心灵里的困顿或者张扬吻合了，那种跨越时空巨大的快意，真的是属于一个人自己的盛大节日。

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书的命运是漂泊的，只有到了它和一个懂它的人结合以后，才是找到了它的家。我的生活节奏是很紧张的，可是到书店找书，找好书，一直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好书不见得在书店放着，它可能在图书馆，也可能在街头的旧书摊上藏着，当我从旧书摊上寻到一本好书以后，就像在沙子里找到黄金那样兴奋不已；我抱着书，像一个孩子一般快乐的跑着，跳着，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回到了家，书不见得一起回家，它只有和读它的人心灵共鸣了，才是真的回家。我爱新书，买回后，总是要包上一个书皮，读的时候也是要洗洗手，小心翼翼的，恐怕把书弄脏或者是弄皱了。也喜欢旧书，尤其是喜欢写着读者眉批的好书；这往往是因为书的主人举家搬迁，或者是因为主人去世了，而他的后代不知道这些书的价值而低价按公斤处理掉了，而经营旧书的人就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把这些书放在市面，让懂得它的人把书领走。于是，好书从旧书摊迁移到自己的书架上，我给它重新包书皮，并且把皱的地方弄平展，书就放出了本来的光辉，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了。

我的存书不算多，因为一个受居住面积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受金钱的限制；还有我存书的习惯，不是为存书而存书，而是为了读书而存书，是为了当下阶段的写作和思考而存书，也是说，我是实用型的那种存书者。因为每个阶段精读的书有限，人到中年，存书方才接近2000册。可是我很爱这些书，不管它们的厚薄，也不管作者是不是名人，在我的眼里是一样的受尊重的。书好，但我原来的书橱却不行，用的还是原单位解散时候处理的那些文件柜，虽然很实用，但缺乏精致；由于新居内没有专门的书房，有不少书就放在放杂物的小房子里。唉，让这些书冬天承受严寒，夏天承受酷热，真是于心不忍。

去年秋天，我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接了一大间厨房，做饭和吃饭的地方都可以挪到那里，就把原来的餐厅节约出来了；我断然把它开辟为书房，并且命名为“渐宽屋”。书房是有了，电脑桌和电脑置好以后，屋子里还是空荡荡的，缺乏主角——书和书橱的出现。书一种精神，书橱却是一种物质；精神的东西可以通过思考的磨砺而得到，而物质的东西却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因为盖房子和女儿上学已经使家庭经济超支，而买一套好点的书橱，其价格也是本人两个月的工资。这个事情攒到这个月月初，终于可以付出实施了。看好了书橱样子和质量，尺寸却不怎样合适，这就需要厂家定做。定做需要半个月，于是就等着，像是等待着新娘子一般地等着，厂方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做不出这件活，直到今天才把书橱送来。我像相亲一般看到了新书橱，哦，浅黄的颜色，精致的雕刻，晶莹的玻璃，一看就很高贵，也只有这样高贵的书橱，才能成为我从青年到中年存书的“家”；书并不是每本都是精装的，但书橱一定要是最好的。

细心地把书橱上的尘土擦拭干净以后，书橱晶莹发亮了，我就开始了对书们的乔迁之喜。去杂物房打开文件柜，书们安于清贫，在这里很安详，好像并不大情愿完成这次搬迁。虽然平时我把自己定位为书的朋友，今天就自命为书的主人，不管书是否愿意，一律往新“家”搬，先是杂谈类的，这些书活泼好动，很配合搬迁；再是散文类的，散文类的书高雅大方，有些矜持，但也配合了搬迁；小说类的却很派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文件柜里摆谱，像个二大爷，可是，我还是强行把它们搬到了新的书橱；最令人于心不忍的是思想类的书籍，它们的思想光辉即使是在尘埃里，也无法泯灭它们，所以，我只好好言好语地劝它们：“到新家定居也不是堕落，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文件柜，我再把你们请回来。”别的图书，是一摞一摞地搬，而对思想类的书籍，是一本一本地请——应该这样的，这些书中的思想和写书的人都是不朽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心灵在黑暗中徘徊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我看了一下，有康德的、萨特的、培根的、孔子的、马克思的，也有胡适和顾准的，最令我感动是死于1966年的一位叫张中晓的年轻人，他的思想虽然说不上深刻到怎样的程度，但是他与黑暗进行争斗的匹夫之勇，还有挣脱愚昧向往文明的追求，每次读来都令我震撼；他的思想汇集在《无梦楼随笔》里，这本仅仅有156页的小册子，在我看来，却是比一些人写的宏篇巨著有分量的多。

书们在新家安置好了。有了书橱和书，这个书房才算是真的像书房了，仰俯之间，届有师友，他们有的站在时间的前面，有的站在时间的后面，可是我可以凭着自己并不世故的心性找到他们，和他们彻夜交谈；在“活着”这个状态里，有他们相伴，我感到万分温暖。

有书房和书橱了，表面上给书们安了一个精致的新家；可是书的家并不在书橱，而在读者的心里；书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装点，而在于对读者的心灵进行沉淀和升华。

2005年10月23日于渐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