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题记》的阅读

     《题记》的开头就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看起来，好像是《坟》这本书的内容有点杂烩的味道，读起来也的确是，《坟》二十三篇文章，加上《题记》《写在〈坟〉后面》，二十五篇。四篇文言，二十一篇白话。《人之历史》论述人类史，《科学史教观》论述科学史，《文化偏至伦》论述社会思潮史，《摩罗诗力说》论述浪漫主义诗学，《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是一片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另有两篇长篇白话论文和十六篇长篇杂文。而从时间上说，《坟》中收集的文章跨越了1907——1925的十九年，这和鲁迅后期，每年或每两年集结写作成书也有区别。

    所以，很多专家学者在考察鲁迅作品的时候，一般不把《坟》当做是杂文集。

    但是，《坟》却是研究鲁迅具有奠基性的一本书。不是有人批评鲁迅其实没有系统的思想而只知道一味的“战斗”吗？《坟》收录的几篇文章，老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观》、《文化偏至伦》、《摩罗诗力说》，可以看到青年鲁迅对思想学习和改造的认识。不过呢，就是时事所迫，让鲁迅没有更多的机会深入进行纯粹的思想研究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伟大的思想家，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伟大的生活中去，斗争中去。马、恩、列、斯、毛，哪个不是？几乎所有伟大的战士都是思想家，而，并不是所有的号称思想家的人都是战士，这也是思想家要分伟大和不算伟大的原因吧。

     读鲁迅的文章，特别是初读者，一定要反复阅读鲁迅各本书中的序言和后记。鲁迅的文章，很少会明确给你想要的答案，他总是在隐喻、对比、暗示，他所要传达的思想，不是扑面而来醍醐灌顶，而是让人从心底——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慢慢升腾起情绪，仔细想来，却无以言表。而在序言和后记中，关于鲁迅的思想，相对暴露更直接一点。

    鲁迅写过很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但是，鲁迅又多次说过——这一次我真的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无以言表，那才是无可奈何茫然失措的痛苦啊。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说，鲁迅的一生，其实是最痛苦的一生。那痛苦，是他自找的，因为他的大慈大悲。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他是否会为自己舔伤。   

    《坟》——《题记》也是《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突出表明了鲁迅两点，对邪恶势力的高度蔑视——“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对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决心——“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按照编年体的《鲁迅全集》，《坟》一般排在第一集，而这篇《题记》又是第一篇。鲁迅的这种精神和思想就象他的名片，在他的一生中闪亮。

    需要注意的是，文中鲁迅关于木皮散人“软刀子”的引用，其实，鲁迅一生中反抗斗争的，都是这一类的“软刀子”。我们用通俗的比方来说就是“杀人不见血”，“披着羊皮的狼”，“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常说的“满口的仁义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
   
附《题记》及注释：

题记〔１〕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２〕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３〕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４〕，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５〕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６〕？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７〕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８〕。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语丝》周刊一○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２〕《河南》月刊，我国留日学生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程克、孙竹丹等人主编。一九○一年“辛丑条约”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我国留日学生有数千人，其中多数倾向于反清革命，他们进行各种反清活动，出版了许多书报。其中有十多种杂志是以各省留日同乡会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义出版的，内容偏重于有关各省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科学的启蒙宣传，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洞庭波》、《云南》、《四川》等，《河南》就是这些杂志中的一种。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收入本书的《人之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破恶声论》和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的《裴彖飞诗论》（两篇都是未完稿）。

    〔３〕《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内容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由章太炎主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在《民报》发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这里说的受《民报》的影响，即指受章太炎的影响。

    〔４〕“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语出《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５〕这里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谓正人君子，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所办的一种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论，同时也发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主要撰稿人是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笔名西滢）、徐志摩、唐有壬等，也采用一些外来投稿。其中胡适虽没有参加实际编辑，但事实上是这个刊物的首领。这派人物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办的这个刊物的主要特色，就是时而曲折时而露骨地反对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如五卅运动发生后，胡适、陈源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先后在该刊发表文章，诬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广大的反帝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杀爱国人民时，该刊公然诬蔑被杀的爱国群众，替段祺瑞辩护。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以后，该刊逐步投靠蒋介石政权，成为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的刊物。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曾不断发表文章，对这个刊物的反动言论进行斗争，揭穿了这派人物的假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些文章，都收在本书和《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

    “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同晚报》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的一篇报导中，吹捧现代评论派的话；鲁迅在杂文中常引用它来讽刺这一派人。

    〔６〕这里说的不骂军阀和下文的“无枪阶级”，都见于《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庐（即高一涵）的一则《闲话》中，原文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７〕木皮道人应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贾凫西（约１５９２—１６７４），名应宠，山东曲阜人。这里所引的话，见于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量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鲁迅在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８〕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支持奉军，炮击国民军，并联合英美法意等国，于十六日以最后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竟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二百余人。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表陈西滢评论此案的《闲话》，诬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们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