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石家庄已经两天了，印象是杂乱无章的城市，好像是一个真的大村庄。住在女儿和同学合租的单元楼里，外面是杨树，树的叶子是那样的灰暗，这都是往来的拥挤的货车污染的。 

我这次来石家庄，挎包里有十几本书，是我的流动“图书馆”，闲着无事，就看书。看了几期《天涯》，里面的直面人生的文字  确实使自己震惊。在中国的期刊里，能把人生的底层的生活编的那么充沛，而且有理性，有科学精神，《天涯》是唯一的一家。

我读了夏谕、摩罗、吴志峰的回忆文章，这几位学者因为是农村出身，当过农民，并且是生在贫困的农村，心灵就先天性的地印上了灾难的烙印。于是他们奋斗着，努力改变自己的切身处境，经过努力虽然改变了处境，加入了城市的主流社会，但心灵深处的苦难是无法抿没的，正像陕西作家贾平凹一再申明的：“我是农民”。

农民、土地、生存和心灵，构成了中国大地上的迷雾，《天涯》一直是以理性的态度探索着中国农村的城市化的进程，探索着农民这个心灵上的裂变，有什么东西成全了农民，又有什么东西污染了农民，中国过渡时期的文化主流又是什么……一切的一切的迷团，漂浮在农村的各个角落。《天涯》试图用西方的城市化进程为背景，解读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但是，在 解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了不少的尴尬。

中国的事情与西方的同样的事情，也没有可比性，就可以以1966年开始的“文革”为例子。中国的 红卫兵开始上街造反，欧洲和澳洲也在发生着红色的风暴，比如法国也出现了“五月风暴”，不仅是大学生，工人、农民也走上了街头，呼吁批判和斗争。历史，总是提供着一些的爆发的机缘，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演绎着不同的内容。欧洲的文化风暴对于建立他们的“后现代文化”起了很好的烘托的作用。而我们的文革，则使整个中华民族像安徒生童话的里人（皇帝的新衣），赤条条的没有了文化。以至于一旦不用每天背诵红宝书了，人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去思想 ，怎样去处理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思想界是巨大的空白，因此才从城市到农村有封建迷信抬头，有了反人类反生命的邪教组织的泛滥。这个责任，这个悲剧由谁来承担呢？

想起了文革，想起了被政治家忽悠的那几代人，想到纯真的热情被利用和指引到泥潭的悲剧，心里就感到压抑和恐慌，因为建立新文化的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历史的关系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在人和历史问题上，我们不断地谴责日本人不去正视那场侵略战争，我们称赞德国人做的好。可是我们的民族呢，我们没有能力去侵犯别人，我们自己打内战，对于这个历史难道不应该反思吗，不应该正视吗？为此，有良心的巴金老人提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以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事情，可是一直没有成为现实。还有文学家们的笔触一直不敢于触及文革的内容，倒是移居到法国的高行健先生写了文革，并且获得了若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好多的作家们不服，真是好笑的很。

人活在世界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最简单是为了活着，活者就上为了吃饭，如果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要有文化的氛围，要摆脱一些纯粹生理性的需要。在中国现代史上，在现代文化史上，文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什么时候能够比较好的清理和理顺了，什么时候就更容易建立适合我国民情的新文化。

明天就要回邯郸了，女儿以后的道路怎样走，我无法为她指点，更没有办法定型，总是有很偶然的东西在决定着她的命运。女儿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追求，但是也有自己的弱点，可惜总是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因为不承认，可能就影响了她的以后的发挥，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