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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一年后费孝通虽然从燕京毕业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但一条红线仍将相隔不远的清华园和燕园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这条线远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要结实”。 费孝通在追忆他们温馨的恋爱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这种缠绵、高雅、精致、清新的爱情，虽然并不曲折，却颇富传奇色彩，虽然发生在两位淳朴的男女同学之间，其浪漫却不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是那个痴心男主公的形象，可爱温润之极，真是应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而他们除了风花雪月和花前柳下，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这使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生长。一双才子佳人，南北珠联璧合，一边在知识海洋里漫游，一边谱写着爱的诗篇。 “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够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这是培根的话。费孝通、王同惠之爱便是如此。他们在热恋期间合作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两书译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融会，共同署名发表，简直堪称二人爱情的结晶。富有语言天才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课，同时也机智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也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这当然正符合费孝通的心愿。有这样坚实的学业和爱情基础，他们以后共赴大瑶山瑶族社会考察，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而王同惠，也因此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 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王同惠时为三年级学生，她自愿参加这次调查，瑶山工作完毕还将继续学业；费孝通已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并考取公费留学，其后则要漂洋过海远走英国了。他们与恩师吴文藻等“互相珍重勉励着”告别，但是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又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 他们晓行夜伏，一路涉过“极老的水道”，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便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他们幸福，激动，怀着探索的欲望相携而行。谁能料到，他们前面不但遮掩着瑶民的笑脸和瑶寨的美丽神秘，还隐蔽着悬崖、陷阱、激流、深渊等危险。这一去，他们的脚步将伴着收获的巨大惊喜和生离死别的极度伤悲！ 无畏果敢的王同惠女士不幸遇难了！ 美满的婚姻难得一遇，而转瞬间爱妻香销玉殒，撒手而去。同时身受重伤的费孝通悲痛欲绝，请人精心设计了亡妻同惠之墓，并亲笔写下一篇平实而奇特的碑文以记爱妻之死：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原文句读无空格和符号，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王乾荣代为标点） 这里最动人、最令人唏嘘之处，便是同惠“怀爱而终”，孝通“半夜来梦”，爱妻为他们夫妇的共同事业、为救丈夫，已含恨长眠深山，肝肠寸断的性情男儿为追寻爱妻而泣血呼唤“魂其可通”。这篇碑文记录着他们的艰难事业和他们的生死爱情，将与墓主和青山一起长存。 费孝通竭力把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深埋在心底，揩干眼泪，更加坚定地去走同惠未能行完的路，所谓“化悲痛为力量”，即此之谓也。 一段美丽、热烈，充溢着柔情蜜意和美好理想的婚姻夭折了，但真挚的爱情并没有泯灭，却是日愈久而其味愈浓，一直激励着费孝通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他怀着这份爱走向江村，走向群众，走向农民，走向中国社会学的巅峰，并一直走向世界社会学舞台。那是有王同惠在前面向他招手，向他发出深情的呼唤……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王同惠女士葬于梧州。那块墓碑在动乱中流落于当地一所学校，被一位有心的教师巧妙保存下来。费孝通80年代复出后，墓碑才得以复立。1988年12月费孝通谒同惠碑，睹碑思人，百感交集，赋诗一首，犹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并告慰同惠在天之灵，说自己老骥伏枥，而曾经有过的生死爱情，又使他灵魂升华，始终本着“荣辱任来去”宗旨做人。呜呼，时光如白驹之过隙，倏忽间半个世纪逝去，旧地重游，物是人非，痛哉何如！费翁垂垂老矣，然而真情依旧，他长歌当哭，歌唱爱情的力量和隽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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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次实地调查江村经济生活，探讨中国农民出路和发展问题
2002年5月21日，92岁高龄的费孝通，在南京大学迎百年校庆世界著名科学家论坛上作报告。资料图片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除了费孝通来过20多次，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让村里最遗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抢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开弦弓村。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 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因此有人曾将费孝通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无心插柳”。但费的学生邱泽奇驳斥了这一说法：“无心源于有心。受家庭环境影响，费从中学起就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江村经济》问世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费进一步发现：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的1981年。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乡村工业”之争 乡村工业被认为是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开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谈生意，上海人赶到车站迎接，农村人从来没有受到城里人这样的礼遇。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人说起的这些情况让他惊奇。 费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了三家人。 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 费发现：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费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此时，费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他这样解释理由：“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费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费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选择后者。从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认为，这是费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 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费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采写：本报记者 谢言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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