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在河坡老街，那条街上有许多家庭妇女。为什么这样说，那个年代里，男人们出外干活谋生是大多数，女人呢，留在家里做饭、看孩子。因而，大白天在街道上看到的尽是妇女。

街上的妇女们大多没有文化，有的识几个字，有的不识字，遇到发布票、发粮票的日子，只能由别人帮自己签名，再往上面加一个血红的指印。尽管她们文化不高，却是另有特长，说荤话（黄段子）的本事可不小，做针线聚在一起，或者端着碗串门子吃饭，那就是黄段子的大汇龙。一边吃，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吃，那些反反复复的黄段子上百说不厌，系挂着她们的无穷乐趣。

她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为那些刚过门的小夫妻作“性启蒙”。比如说听房，一般是孩子们在贴着窗花的窗户外瞎闹一下完事，但在河坡老街，妇女们对于听房有着醉酒一般浓厚的兴趣；从小夫妻入洞房熄灯，到里面有了一些或起或伏的动静，或者是里面传出了一截断断续续的私房话，都被她们抓进耳朵里。她们听房能从午时听至黎明时分，并且持续不倦，把小夫妻们忍耐不住的“证据”作为调笑，或者启蒙别的小夫妻们的活教材。

她们层层相诱的“交合理论”，往往使刚刚进入蜜月的小夫妻们面红心跳。

妇女们的荤话一般是不让小孩子们听的，怕他们知哓以后，学坏。她们在一起兴高采烈时，往往把小孩子撵到一边去，说：去、去、去，俺老娘们在一起研究国家大事呢，小尿泡孩子瞎探听什么？

有调皮的孩子偏偏问她们：“大娘，大婶，小月子孩儿为啥从娘肚里出来，而不从爹肚子出来呢？”这些老娘们伸手就给捣蛋鬼一拐脖子，说：“滚、滚、滚，滚回你娘肚子里，问你娘与你爹干了什么好事吧。”

我在河坡老街不属于捣蛋孩子，甚至可以说有些文静，就不整天与混身煤灰的孩子们扎堆，更不听老娘们扎在一起的黄段子。我喜欢自己在自家大院里捏一些泥人玩，或者折叠一些小玩意。

我家门牌18号，36号离我家已经算较远了，但那里有一幢瓦房，与众不同的瓦房。为什么，别的人家大都是土坯的平房，这座瓦房就显得耀眼。瓦房里住着一个女的，叫崔成秀。崔成秀是地主小老婆生的女儿。不过，小时候的我当然不知何谓“地主小老婆”，只是因为她的皮肤白，我就唤她“白阿姨”。

“白阿姨”对我很亲，她家中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韭菜、黄瓜、小白菜什么的，真是应有尽有。这些菜们是爷爷种的，除了吃，也担出去卖一点。我既不吃，也不卖，在菜地享受的是逮蚂蚱、捉蝴蝶和看了蛄打洞。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白阿姨就是一个人过日子，利利索索的一个干净大人。她的大院子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爷爷，爷爷只会不挺地干活，很少说话。“白阿姨”的话也不多，她从来不说黄段子。她在街道五金厂上班，那里每天晃悠着一堆大老爷们，正统的很，从没人与“白阿姨”开玩笑，倘若有一堆老娘们，那铺天盖地的黄段子还不把她吃了？

崔成秀不讲黄段子，但她会讲故事。她所讲的故事大都是戏文故事，《薛仁贵征西》、《陈三两爬堂》、《铡美案》……可见她看过的戏与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我曾经问过她：白阿姨，你怎么不结婚呢？结了婚能生一个胖娃娃。我给你抱着。

崔成秀的脸上会立即涌出一片扉红。我总觉得她心中一定有很大很大的秘密。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一般的家里有缝纫机的还不多，崔成秀家中却有一台缝纫机，一有空，就达达地响。这台缝纫机可真是她的一把保护伞啊。缝纫机制出的衣服就是比手缝的衣服平熨，洋气；不少的邻里去求她帮忙，她总是乐此不疲，笑脸迎着，笑脸送着，令人感到这个女人真是不错。

妇女们知道崔成秀的耳朵软，听不得黄段子，到她那大瓦房送缝纫活，也都规规距距的如同圣人。还有一点更为重要，“文革”铺开以后，由于崔成秀的人缘好，街道上的老娘们只是象征性地“斗争”她一次，也算不上斗争，就是坐在她家大瓦房屋里念了一会毛主席语录，又胡说乱侃了一阵子。

那天的天气听好，老娘们围坐成一个团，对于“斗争哲学”不感兴趣，却各自结合自己在炕上的实际，真真假假，把黄段子讲得昏天暗地。老娘们互相挤打着，拥在一起放浪地嘎嘎大笑。崔成秀脸色黄黄的，觉得比挂牌子游街还难受。

那一段时间，崔成秀家的爷爷回老家了。听我母亲讲：那个爷爷是崔成秀父亲的长工，土改以后坚决不分果实，继续专心伺侯这一家，把 崔成秀的爹娘伺候入了黄土，又伺候后一辈。人哪，唉。

我太小了，对于人的理解，当然上升不了大人的层次。我只是常常看到爷爷对“白阿姨”傻傻地笑；“白阿姨”让他洗衣，他就洗衣，让他扫地，他就扫地。“白阿姨”只是说话就能把整个院里院外收拾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在黄段子横飞的街道，能不被黄段子砸伤的人不多，崔成秀也不例外。“文革”之前，少一点，以后就多了，主要是对于她是老姑娘不结婚的议论，是对于她和爷爷的关系的猜测。我去“白阿姨”家较多，又是一个孩子，人们当人希望从我的嘴里找到一些素材，但她们总是失望地说，这个孩子让地主小姐喂熟了。

我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我娘不让说，娘的脸色铁青地叮嘱我：崔阿姨对咱家不错，不能说，说了要害命哩。因为，我看见过“白阿姨”与爷爷睡在一张床上。不过，不是头挨头，而是头挨着脚打通铺。我虽小，也知道这不是好事，就没有往屋里闯，而是蹲在院里的菜地里唱歌，是《洪湖水，浪打浪》。歌里的“鱼”还没“满仓”，大瓦房里的爷爷已慌慌张张地出来了，胳膊上蒯个菜篮子，说了声：“我买菜去啦——”。哪里用买菜，遍地都是菜。

我看到，爷爷往外小跑的姿势很敏捷，简直像是个大袋鼠。

我再进屋后，“白阿姨”的白脸成了大红脸，那一上午没有讲几个故事，即使是老故事，不是头挨不上尾，就是尾压不住头。

大人的事情，总是很稀奇的，我这样想。

“文革”的高浪头刚刚涌过去，爷爷就回来了，他的老家在西部山区，带来不少山区的柿子、软枣、核桃等，街坊四邻的前去享用的不少。柿子一吃就吃个大红腚，软枣黑撅撅的，如同羊屎蛋子，但吃起来也是蛮好吃的；我总是耽心吃进软枣，屙出来羊屎蛋儿。爷爷听后，哈哈大笑。他轻易不笑，但笑起来却像是一个年轻人。

爷爷并不向人讲他老家的事情，听街道主任讲，他老家还有俩弟弟，侄儿侄女一群，大家阻拦他回邯郸伺候地主小姐，阻拦不住，他就迷上伺候人这一行了。

崔成秀很讲究，但爷爷离开的那一段时间，大瓦房里里外很脏乱，地上不但有烂布条，还有碎纸屑。她常常呆呆地用剪子剪纸，并没有剪什么花样，随意乱剪，剪得一地杂纸。但是清洁器来了，就是爷爷，他一来，家中清水满缸，地面光洁，被子枕头都摆放得有模有样。院子东南角的爷爷自己的小屋子里也挺干净，他的小屋，搭在菜园子中间，是用泥坯垛起来的，只有一人来高，但里面贴着年画，炕桌上经常放着一只铜酒壶，还有两个不知什么年代的铜酒盅，散发着忽浓忽淡的酒精味。

爷爷单独和我说话极少，但这次从老家回来后，却给我说了不少山里的事，山里有黄狼，有土豹子，有一窜一窜的松鼠和竖着大耳朵的山兔。到了秋口，可以用干柴去獾洞口熏獾，那些油光肥亮的家伙最不禁熏，一熏，就往外窜，外面用大口袋接着，一窜就入口袋。獾肉肥着呢，獾油还可以治疗烧伤。

我说：“是用枪把獾打死吗？”

爷爷说：“我下不了手，就放跑......”

爷爷望着天空，脸上有一种很复杂的表情；我望着爷爷脸上的皱纹，似乎看到了逶迤起伏的太行山脉。

街道以外的“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河坡老街却是一片平静（被公社革委会骂为“觉悟低”）。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缓慢地过着，象是懒娘们纳鞋的粗拉针线。我从育红班，上到了一年级。挎上了书包的我，个头却没有长高，仍像个小毛豆孩子。迎着太阳上学，送着太阳放学，去“白阿姨”家少了。

“白阿姨”——崔成秀似乎对我更亲了，一做好吃的，就急忙送过来。母亲忙不迭地又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又回送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好东西，最好的东西也只是在北京的姥爷捎来的一些饼干。饼干不常 有，“白阿姨”家的好东西却源源不断地送来。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崔阿姨人过了一辈子了，也没个自己的孩子，八成她是把你当作干儿子了？”

上了小学的我，已经有了一点个性。我不喜欢当别人的干儿子，总觉得“干儿子”这三个字是骂人的话。母亲见我不愿意，就说：“真是一个白眼狼，你别一上学就不往瓦房跑，勤去看看，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活计？”

大瓦房的活计，用不上我，一切由爷爷大包大揽了。但是我还是听母亲的话，如果赶上放学早，或者星期日，就去大瓦房；正好上一年级有图画课，“白阿姨”又是画画的高手，由她来作辅导，我的图画总是在班里获第一名，还拿到学校展览室，当作“成果”展览。

有一段时间，学校里画动物较多。图画都是天然动物，老师讲课时就特别下功夫，学生们也就容易画得活灵活现。我画猫画得最好，画猫水灵灵的眼睛，画猫长长的胡须，画猫高耸的懒腰。

由于我画猫画得好，老师理所当然地表扬了我。

我喜滋滋地把我画的猫让“白阿姨”看，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刷刷地撕个粉碎，口中还厉声道：“谁让你画这么讨厌的东西！”

猫讨厌吗？我糊涂了。

我第一次见“白阿姨”——崔成秀发这么大的火，心里有点害怕。半月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加骇怕。

那时是春天，春天是猫叫春的季节。成熟的猫四处游逛找伴，由于大瓦房的院子里有空阔的菜地，猫们喜欢在菜地里谈恋爱。这一年猫特别多，平时，撵一撵也就走了。这时，撵走又来，不是这一对，就是那一对。

最讨厌猫的“白阿姨”终于忍受不住了，她竟然让爷爷捉到那一只经常光顾的黑猫，极为残忍地砍掉了猫的两只后腿，扔到河滩上，用以警示它的猫伴。这个“秘密”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我在大瓦房菜地里看到了黑猫的两只后腿。问爷爷，爷爷眼眶中的泪珠立即扑簌簌往下掉。

我浑身的汗毛立即支楞起来了，但是，我没有敢去告诉母亲，已熟谙世事的我知道，一但告诉母亲，我家与“白阿姨”——崔成秀两家的关系就会断裂——我母亲不仅爱猫，也爱狗，对待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孩儿一样。

街上的老娘们围在河滩上再谩骂着，用了世界上最最恶毒语言谩骂着；谩骂并不能解救黑猫，那只黑猫在河滩上哀鸣了几天，死了。已失去两条后腿的猫没有人愿意养，活不了太久。

黑猫是死了，我也不去“白阿姨”家了，白阿姨在我眼里已不再白净，甚至那轻声柔气的每句话，都象是恶狠狠的子弹头，我经受不住这样的枪林弹雨。

她还是如常到我家给我送好吃的，我一口也不吃，觉得它们是糖衣炮弹。

母亲认为我是耍小孩子脾气，依旧常叫我去“白阿姨”崔成秀家走走。催得过劲了，我就去河滩上蹦小水沟玩，偏不去她家。

只有在母亲去她家时，我才跟屁虫似地跟在在母亲后面，看看自己非常喜欢过的大院子。能看出来，爷爷的精神已大不如从前，只是他的勤勉如昨，家地整洁；见我们去了，就去自己的小土坯屋，一句话也没有，好象有什么事情在躲着我们。

大约是1980年吧，我已到工厂上班好几年，心里头也多了一些宽容和理解，想到“白阿姨”在我小时对我的亲戴，就不时地去探望探望她。

她已病休“吃”劳保在家休养，气色挺好。脸上仍白白净净的，摺子极少，样子比她的真实年龄要年轻十几岁。人们都说，崔成秀人缘好，造化好，也就年轻，在这条街里，谁能比得上崔成秀呢？

爷爷活得也结实，快七十岁的人了，走起路来还像是个年青人。

这年冬天，我去哈尔滨的轴承厂学习锻造技术，一住就是一个月。还没有学完，电报打了过去，说：大瓦房爷爷病故，速归。

我母亲心肠好，想“白阿姨”一心让我作干儿子，把我唤了回来，帮忙料理爷爷后事。我回到邯郸后，爷爷已被他家的侄儿们接回涉县山区，我坐车赶了过去，看了了爷爷的遗容。只见他的脸色微青，双目微睁，像是向人们说些什么。

唉，大瓦房里有的是秘密，就让它秘密下去吧，爷爷，安息吧。

三年后，“白阿姨”——崔成秀也病故，患的是子宫瘤，痛的她在床上打滚。临终前几日，她向母亲说了一件秘密，使我对于人生产生了几分厌倦。

她对我母亲说：姐姐，我一生没有亲人，只有你一个姐姐，阿楠虽然没有管我喊过妈妈，但我已把他当作儿子......姐姐，我不能活久了，生这么大的病，是天有报应。

崔成秀自己擦擦头上的汗，忍住病痛，继续说：姐姐，我给你说一个秘密，你可不要告诉阿楠。我家的老长工是我用鼠药害死的，不是病死的......他对我们一家两代忠心耿耿，也喜欢我，我是女人......也需要男人，但是我们成分高，对外高攀不上，就依了他。咳咳......但后来，我烦他，就不让他上床了......他还是来，我就药死了......

啊，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母亲什么也没说，扭头走了。尽管母亲后来一直尽心地照顾她，从心里已经和她划清了界限。崔成秀当然感受到了母亲的冷漠，一直央求母亲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母亲没有听崔成秀的话，把她的“忏悔”原原本本告诉我。并且说:：楠儿，你已成年，已明辩是非，知晓世故，就不瞒你了。

母亲交给我一封信，用牛皮纸封得严严实实的，正是崔成秀的忏悔信，是托母亲去涉县烧在老长工坟前的。

母亲没有去，把信交给我，我也没有去，只是把它烧在一个十字路口，心想：爷爷，你若有灵，就到这里取这封迟到的忏悔吧。

但是，我实在有一点恶心的情绪；哦，把人害死了，又去忏悔，还想当净洁之人？

“白阿姨”——崔成秀的坟墓埋在她家的老坟里，很大的一群墓地；我一次也没有为她去上过坟 ，心里老是扪心自问，真不知是该爱她，还是该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