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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孤儿,幼年是靠贫下中农的奶水养大的。因为苦大仇深,被工作组看,被物色为工作队员。从此以后,他专门从事监视贫下中农的勾当。由于告密有功,被提拔为乡副书记、书记、局长。在其当书记后,六亲不认,连养活过他的人也是如此。一天,对他有恩的叔父来求他办事。他把叔父拒之门外。他的叔父搭人梯爬上墙头,他就把狗放开。他叔父刚过墙头,他的狗迎面扑来。他叔父吓得摔倒在地,大骂这位局长侄子连狗都不如。 一个被贫下中农奶水长的的孤儿,按理说最没有理由不为人民服务了。可是,为官后却翻脸不认六亲。这是什么回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在跟人打工的时候,干累了。于是跟一起打工的伙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可到了陈胜当王后,他打工时的伙计前来投靠,因为这个伙伴知道陈胜当过老百姓的历史太多,影响陈胜的高大形象。陈胜一气之下,把他给宰了。明太祖朱元璋儿时常常挨饿,一次他在贪吃食物,食物卡到喉咙,一位小伙伴救了他一命。等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这位伙伴前来投靠,也是因为知道朱元璋的过去太多,怕影响到领袖的光辉想象,给悄悄地处理掉了。一向追求民主与博爱的孙中山,同盟会成立后,被一些人捧为中国“共和之父”后,“革命尚未成功”,孙的独裁专横本性日渐显露。从农村长大的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以后,更是独断专行,听不尽任何反对意见。 “一心为民,两袖清风,三思而行,四方太平,五谷丰登;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八进考场,七品到手,六亲不认。”这是对中国科举发达后的学子的最好写照。一个农民的孩子,年幼时,亲眼看到贪官虐民,所以上学后发誓要中举后“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可是一旦涉足官场,便是“七品到手,六亲不认”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阔就变脸的原因是人性的自然法则,也就是以前经常提起的“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中国农村学子从秀才到了举人,再到进士,一旦涉足官场,便上勾官府,下欺平民,对待起自己的父老乡亲来,其残暴的程度比恶霸地主还恶霸地主。自古以来,十年寒窗的农家子弟们,即便真的有一天翻身得解放,也多是欺民压民的贪官污吏,少有不是背叛家庭出身的主。 唐代李绅,年青时很体恤民情,忧患意识也特别强烈,他在《悯农》一诗写到“粒粒皆辛苦”。可是他为官后,知识非但没有成为他们品质的升华,而且成了刚愎自用、残害百姓的凭借。他的一个故友前来,李绅马上把这位故友打得“棉如死灰,莫敢恸哭”,并被押解回乡。在他为官期间,当地百姓为了躲避他的残害,纷纷逃避。当官员把这一消息反馈过来后,李绅说这些人是人间的随风的秕糠,随风而去是必然的。 在制度不能健全的社会,我们不要对知书达理的文人抱太大的希望和幻想。文人比谁都懂得民主的重要性,但文人在私利的诱惑下会成为专制制度最有力的推行者和积极的帮凶。如今贪污受贿的官僚们哪个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比谁都是懂得遵纪守法的美德?但是,专制马屁是他们拍的,专制实践是他们具体操作的,专制的理论也是他们丰富发展。文化与智识最容易为统治阶级利用,为独裁罪恶张目。满脑子现代文明的文人一旦坐错了屁股,很可能就是压榨人民的帮凶,他们的脑袋是不会自觉地跟屁股决裂的。 屁股决定脑袋,官位决定人性。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阔就变脸”的人性。一位智者说过:“为官意味着把人格降到最低程度。”人格能降到最低程度的人,绝对不可能再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生成。中国官场腐败延绵千年不绝,不是科举的过失,而是国家的政体决定的。没有监督的政治体制,好人也能变成魔鬼,很少有人能够例外。任何阶级建立的王朝,一旦确立,变质是必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