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镇小院纪事  作者/少波先生>

我从7岁开始，有40多年住在西镇一个有6户人家的小院里，一开始是与父母一起住，后来我自己的家在这里住了多年。这个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这个小院伴我长大成人，这个小院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小院里6家人的兴旺和衰落，也折射出我们共和国40多年的风风雨雨。
    小院坐落在西镇电车站不远的一条东西向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与南面的费县路、北面的云南路平行，离前海只有几百米，我就读的小学也在这条路上。由于不是交通干线，汽车很少，而且离学校近，因此这条路成了我们儿时玩耍的大操场。我们家的小院就在这条小马路的中间位置，是典型的青岛建埠时的里弄式院落，我们青岛人都叫这种院落是“某某里”。但“某某里”指的是大杂院，我们院只有6户人家，其建筑风格和住的门户都比大杂院高许多档次，很有“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味道。校园门口的行道树是清一色的杨树，旧时绿树成荫，近年来大都枯死了，补栽了一些杨树苗。这是个二层楼房，楼房围着个天井，厕所和水龙头都在天井里。楼上3家，我们家在中间，占了两间房。东边的姓国的人家，占了一间房，西边是姓任的人家（文革期间搬走了），占了3间房，他们家口最大。那时，我们家对面还没有建楼，从我们家窗上就能看到栈桥、小青岛、小鱼山一带，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当时就是住在“海景花园”了。楼下对应的房屋也住了3户人家，东边是姓王的人家，中间住了户医生，进院的大门洞就在他们二家中间。最西头住的一家也是医生姓徐，记得是个大家口，文革中也搬走了，搬来了杨姓人家。我们小院的这6户人家，生活接触最多的是我们楼上的3家。
      我们是1957年搬来的。那时兴称“太太”“先生”，但邻居称我父亲是“吕科长”，称我母亲是“汤馆长”，我父母是入城干部，刚解放分别在市人事局和图书馆工作。后来文革了，院里邻居又不称“太太”“先生”和官衔了，改叫“汤同志”、“吕同志”了，现在想想很可笑。我家楼上西面的任家是个资本家，据说这座楼以前就是他家的，开了一间做月饼食品的公司。男人叫任景堂，有三个老婆，与他同时住在一起。任景堂有个独生女，叫任淑贤，跟我同岁，小学和中学都是我同班同学。任淑贤还有个奶奶。我家东面住的姓国的人家（我们简称“国家”），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是本地即墨人。男主人叫国立行，是橡胶制品厂工人。国家夫妇生了4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小一岁，后来做了医生。
      我们家刚搬来时，我只有6、7岁，哥哥在太平路小学上学，我在定陶路小学上学。当时，农村搞初级社、高级社（现在的话说就是“改制”），我们城市也开始搞街道互助组。西面的任家有钱，成立了绣花组，组织了一些妇女（那时的妇女都是小脚的），十几台缝纫机，每天在他家的南向大屋子里绣花。任的大老婆管做饭之类的后勤活。东面的国家则成立了电器装配组，每天召集一些街道妇女到他家组装灯口、拉线开关之类的电器。我们这个小院都成了工厂了。
      日子过的很平淡，对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印象较深的是任淑贤的奶奶去世时，出殡的规模很大，小院里堆满了扎的纸人纸马，还请了吹打、哭丧的，热闹了好些日子。转眼到了“大炼钢铁”时期，人们的生活开始起了波动。那时，我们台西区成立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不自己开伙了，吃集体食堂。因为母亲在台西区人委工作，我们全家就在附近的区机关吃饭。当时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人说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什么都是大呼隆，不但吃饭要集体吃，就连烧开水也要集体烧，家里点煤球炉子，要到街道领取已经烧红了的煤球，真是可笑之极。除四害，灭麻雀也是一场运动，那天全市动员，房屋烟囱上都绑着草人，人们也都站在屋顶上拿着脸盆、铁锅不断地敲，又敲又喊，直到麻雀累的掉下来。当时我和父亲在楼上院子里敲盆，看到一个麻雀掉下来就一阵欢呼，好开心。
      好景不长，马上就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小院的住户们也随之到了极其艰难的时期。我父母都去下乡修水库了，把我和哥哥留在家，我们每人每月十几斤的面粉交给任家的大老婆（我们叫任大娘）看管，不到半个月就吃完了，要饿半个月的肚子。后来，我和哥哥就用筷子做了个小称，每天称着面粉做饭吃。最艰苦的是东面的国家，4个儿子一起挨饿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怜。我二舅在荣成老家，经常背着一大兜干地瓜叶来青岛救济我们，有时我们把地瓜叶也送些给国家和任家，他们都很感谢。除了农村的接济外，我们还向大海要吃的，经常到栈桥海水浴场捞海带，捞海冻菜，我游泳就是那时练出来的。那时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一到买粮那天（每个院买粮都规定了固定的日子），我们楼上3家一大早就到粮店排队，把一个月的粮食一次买回家。对因为饥饿造成的浮肿，还可以凭医院证明到街道领鱼票，可以额外买些带鱼。
      自然灾害的噩梦很快就结束了，不经意间我们突然长大了，哥哥考入了青岛一中，我也到了考中学的年龄。当时一中和二中齐名，因为一中离家近，父母让我考一中。我们班学习好的十几个同学都考入了一中，包括我的邻居任淑贤。我的另一个同龄的邻居国世强考入了廿四中。现在的中学生学习都非常刻苦，好象没有时间玩耍，而我们那时没有刻意地努力学习，好象整个一学期都在玩。在学校，我参加了学校管乐队吹小号，还在学校足球队当守门员。回到家里，也很少学习，与小院的小伙伴们玩青岛特有的土游戏。女孩子最喜欢玩的是跳橡皮筋、跳房、翻面单、拾“饽古”（就是拾布袋）。我们男孩子玩的游戏就彪捍多了，抗拐（单腿站立，用膝盖对抗）、打茧（把十几公分的木棍削尖两头，用木板敲起打远）、扇烟牌、弹杏核、打木头等。打木头很刺激，可能有赢利性质吧，谁把对方的木头从马路上打到人行道上，对方的木头就归自己了。当然，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洗海澡和赶海了。我们的小院离栈桥只有4、5分钟的路程，我们一般从5月1日起就开始洗海澡，顺便摸些蛤蜊、海螺之类。我们从栈桥的西沙滩（现在是第六海水浴场）下水，游到栈桥头，比赛跳水，然后再游到小青岛，在小青岛上摸蛤蜊和海螺，打海蛎子。那时的时光就被我们这样打发了，但我们的主业——学习并没有荒废，我还反而学习拔尖，老师们都说，要不是文革，我肯定是清华高才生！（呵呵，有点不自量力）
      1966年夏天，文革如排山倒海一样地来了。文革对我们小院的摧残更是灾难性的，因为，经过文革，我们小院的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小院的文革风暴是从我家的西面邻居任家开始的。有一天，造反派抄了我邻居任家的家，第二天，他们把任景堂的3个老婆都押到楼下，站在一条板凳上示众。无端的羞耻使任家无地自容，没几天任家就搬走了，据说住在西镇挪庄大院，几年后任和他的3个老婆都先后去世了。后来，文革风暴又刮到了我们家，我的父母都被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白天，父母都在单位没完没了的搞运动，我和哥哥在学校搞运动，用这些闲暇的时间，我读完了父亲珍藏的十集《鲁迅全集》。文革中，我们的西镇小院的住家格局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任家搬走了，搬来了一家陈姓的大家口，是地道的工人家庭。而我东面的邻居向工宣队提出房子太小住不开，于是工宣队就叫我们家让出了半间屋给了他们。因为父母是“走资派”，我们也没敢太吱声。

文革的暴风雨刮过后，各个院落就开始整治，我们的西镇小院被打造成了“向阳院”。“向阳院”是文革中对院落很时髦的称谓，我们周围所有的“某某里”都变成了“向阳院”。我们小院的“向阳院”门头是我写的，在临街的大门口，用油漆写的隶书，红底黄字，旁边还画上葵花组成的装饰图案。很快，其他大院都模仿了这种写法，大街上形成了红底黄字的“向阳院”海洋。
      其实，院子的名变了，内容还是一样。“向阳院”的意思是居民心向毛主席，生活工作革命化，但院里居民的陋习恶习却日益严重。我们楼上本来有个大平台，我们曾在大平台上做游戏，大人门在大平台上晒衣服。文革后我们小院进行过一次大修，大修完了楼上的3家开始了“圈地运动”，把大平台瓜分了。东面的“国”家先下手为强，割了块紧邻他家门口的平台做了厨房。我们家也不示弱，借着“国”家厨房的山墙也盖了个2平方米的厨房。我们西面的新邻居陈家则把大平台留出了1米的通道（通向3家公用的卫生间）外的所有面积都建了煤池子。我们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了大自然的回报。这年夏天雨水多，大平台上因为建了房子，导致排水不畅，每逢下雨我们都得换上雨鞋上厕所。
      我们小院楼上的住家格局也变了，任家搬走后，住进了陈家，一个真正的工人大家庭。陈家有5个孩子，4男1女，是同母异父所生。陈家主事的是他们的老二，国棉厂的工人，我们都叫他“二哥”。在我的印象中，二哥很有本事，是个有头脑的人。80年代初期，青岛刚有到南方倒物资的人，二哥就加入了。他们合伙从广州、温州倒衣服、倒小家电，然后卖给即墨路市场的地摊，发了不少财。我父亲是个老革命，看不惯这种长途贩卖行为，说二哥是投机倒把，经常把二哥叫到家里做思想工作。二哥很尊重我父亲，当面总是说是，但回家还是照倒不误。现在想想，二哥当时的做法就是资产私有化的萌芽。后来，二哥在完成了原始积累后，又联合四哥和五哥买了辆旧卡车，跑起了运输生意。他们的创业很不容易，我们小院大门口就是他们的停车场和修理厂，窗外整天都有敲敲打打的声音。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二哥的运输生意越来越红火，很快就发展成一家有相当规模的运输公司，二哥也随即成了岛城的民营企业明星。
      相比我的西面邻居，东面邻居“国”家要平静多了。文革初期国大爷患脑溢血去世了，国大娘拉扯4个儿子艰难地走了过来。老大是学校分配就的业，后来在市职工大学学医学专业，毕业后当了医生。老二和老三分别顶替父母就了业。最困难的是老四，一直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文革后，我哥哥下乡回了老家，我也在工厂就了业。父亲单位又给邻居“国”家要了间房子，“国”家占我们的半间就倒出来了，我们家又恢复了两间房子的原样。70年代中期，我们这个小院经历了结婚的高潮。先是二哥结婚，二嫂也是国棉厂工人。当时结婚宴席没有在酒店搞的，都是在家里请。首先在楼下院里搭个大棚，做宴席的厨房用，花钱雇了几个厨师来炒菜。结婚这天，我们小院的其他5户人家都倒出一间房子作为二哥的酒宴之用。这一倒就是一整天，中午和晚上两顿酒，把整个小院熏的酒气冲天，酒令声和划拳声连成一片，不绝于耳。我敢说，现在结婚再也没有这样的热闹气氛了。当时凑份子送礼也很简单，我记得我们家送给二哥是一床线提被面，还有送暖瓶、脸盆的。二哥结婚后，我和“国”家的几个孩子也先后结了婚，我们的小院又分出了许多小家。
      我是1977年春天结的婚。结婚前一个月，我和对象去街道办事处登记，回家母亲给我们下面条吃猪脚。下面条的寓意是长长远远，可吃猪脚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结婚的新房是父亲单位分的一处套一的房子，在鞍山路。我结婚的宴席比二哥的升级不少——在交际处请的客。交际处就是现在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据说厨师是青岛港上最好的。父亲为我订了4桌席，每桌只有40元。我记得那次宴席最好的饭菜就是开花馒头了，真好吃。我结婚后，在鞍山路的新房住了几年，直到我父亲又分了个大房子，把这小院的两间房子倒给了我，我又搬了回来，直到1999年夏天搬走。
      二哥常说，我们这个小院风水好，因此他发了财后有再好的房子也不离开这个小院。我问为什么风水好？他说小院里二楼相对的王家（走滋阳路门，但与我们的小院是一体的），3个儿子有两个都是清华毕业。看来工人出身的二哥很在意书香门第的名声。二哥后来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大女儿还去了日本读书。其实，我认为二哥的所谓小院风水好，是因为他们家生意的起步和发展都是在这个院子的，这是风水好的真谛。在青岛禁放鞭炮前，每年过正月十五，二哥家都要在我们小院门口的十字路口大放炮竹，前后有一小时，每次放的鞭炮有几万元。我想，这是驱邪和求好运吧！
      说我们这个小院风水好，我不太信服，因为这个小院不养男人。从文革开始，楼上的西面邻居陈大爷、东面邻居国大爷都先后因病去世了。我父亲也于1985年患癌症去世了。楼上的3个男人走了，留下了3个老太太活的还真坚强，陈大娘和国大娘去年才去世，都活到了85、6岁。我母亲80岁了，现在身子板还很硬朗。说风水好，我看还不如说风气好。我们小院的大娘非常善良，从我小时候起就象亲人一样对自己关爱有加。在这个小院里，邻居相处的非常和睦，谁家有什么困难，只要敲敲门一说，准什么事都能解决。80年代初期，二哥家做买卖有了电话，就象公用电话一样，谁家想打个电话都到他家打，从来都是热情相待。谁家做了点好吃的东西，比如包大虾饺子，都送一碗给我们尝尝。我做辣白菜很好吃，有一次我做了一大盆放在走廊上（我家的厨房就是走廊），第二天一看光有盆没有辣白菜了，原来二哥家吃饭尝了尝我的辣白菜，一尝拔不下嘴了，把整个一盆都吃了。现在我经常回忆那时邻居间的这种亲情，因为我搬走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好邻居。我在辽宁路高层住了5年，竟不知道隔壁是邻居姓什么，没有到隔壁邻居家坐一次！
      我和母亲、太太一起最后一次去西镇小院，是前年春节。几年没有去了，小院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化，是变的更加陈旧了。我们先去看国大娘，国大娘到儿子家过年去了，没有看到。又去看陈大娘和二哥二嫂。二哥二嫂也不在家，只有陈大娘躺在我们家原来的屋子里（我搬走后把房子借给二哥用了）。这时的陈大娘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几乎不认人了。但当我母亲走上前时，还是认了出来：“你就是汤波、你就是汤波！”激动的场景很令人感动。陈大娘还抓着我太太的手直问“敏敏（我女儿）结婚了没有？”我想，对这个老人来说，过去的往事，就象风蚀的化石一样，在她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了。
      何尝是陈大娘，就是我，西镇小院这段4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绝对忘记不了。我把这段历史小记下来，作为对先人的怀念，对历史的怀念，对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