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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镇小院纪事（上）

[楼主] 作者:lvshaobo 发表时间:2005/02/20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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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镇小院纪事（上）

作者：少波先生>

我从7岁开始，有40多年住在西镇一个有6户人家的小院里，尽管其中有几年结婚在外，但我父母还住在这里。这个小院伴我长大成人，这个小院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小院里6家人的兴旺和衰落。
小院坐落在西镇电车站不远的一条东西向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与南面的费县路、北面的云南路平行，离前海只有几百米，我就读的小学也在这条路上。由于不是交通干线，汽车很少，而且离学校近，因此这条路成了我们儿时玩耍的大操场。我们家的小院就在这条小马路的中间位置，是典型的青岛建埠时的里弄式院落，我们青岛人都叫这种院落是“某某里”。但“某某里”指的是大杂院，我们院只有6户人家，其建筑风格和住的门户都比大杂院高许多档次，很有“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味道。这是个二层楼房，楼房围着个天井，厕所和水龙头都在天井里。楼上3家，我们家在中间，占了两间房。东边的姓国的人家，占了一间房，西边是姓任的人家（文革期间搬走了），占了3间房，他们家口最大。那时，我们家对面还没有建楼，从我们家就能看到栈桥、小青岛、小鱼山一带，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当时就是住在“海景花园”了。楼下对应的房屋也住了3户人家，东边是姓王的人家，中间住了户医生，进院的大门洞就在他们二家中间。最西头住的一家也是医生姓徐，记得是个大家口，文革中也搬走了，搬来了杨姓人家。我们小院的这6户人家，生活接触最多的是我们楼上的3家。
我们是1957年搬来的。那时兴称“太太”“先生”，但邻居称我父亲是“吕科长”，称我母亲是“汤馆长”，我父母是入城干部，刚解放分别在市人事局和图书馆工作。后来文革了，院里邻居又不称“太太”“先生”和官衔了，改叫“汤同志”、“吕同志”了，现在想想很可笑。我家楼上西面的任家是个资本家，据说这座楼以前就是他家的。男人叫任景堂，有三个老婆，与他同时住在一起。任景堂有个独生女，叫任淑贤，跟我同岁，小学和中学都是我同班同学。任淑贤还有个奶奶。我家东面住的姓国的人家（我们简称“国家”）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男主人叫国立行，在橡胶制品厂工作。国家夫妇生了4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小一岁，后来做了医生。
我们家刚搬来时，我只有6、7岁，哥哥在太平路小学上学，我在定淘路小学上学。当时，农村搞初级社、高级社（现在的话说就是“改制”），我们城市也开始搞互助组。西面的任家有钱，成立了绣花组，组织了一些妇女（那时的妇女都是小脚的），十几台缝纫机，每天在他家的南向大屋子里绣花。任的大老婆管做饭之类的后勤活。东面的国家则成立了电器装配组，每天召集一些街道妇女到他家装灯口、拉线开关之类的电器。我们这个小院都成了工厂了。
日子过的很平淡，对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印象较深的是任淑贤的奶奶去世时，出殡的规模很大，小院里堆满了扎的纸人纸马，还请了吹打、哭丧的，热闹了好些日子。转眼到了“大炼钢铁”时期，人们的生活开始起了波动。那时，各个区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不自己开伙了，吃集体食堂。因为母亲在台西区人委工作，我们全家就在附近的区机关吃饭。当时到处的标语口号，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人说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什么都是大呼隆，不但吃饭要集体吃，就连烧开水也要集体烧，家里点煤球炉子，要到街道领取已经烧红了的煤球，真是可笑之极。除四害，灭麻雀也是一场运动，那天全市动员，房屋烟囱上都绑着草人，人人都拿着脸盆、铁锅不断地敲，又敲又喊，直到麻雀累的掉下来。当时我和父亲在楼上院子里敲盆，看到一个麻雀掉下来就一阵欢呼，好开心。
好景不长，马上就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我们的小院也随之到了极其艰难的时期。我父母都去下乡修水库了，把我和哥哥留在家，我们每人每月十几斤的面粉交给任家的大老婆（我们叫任大娘）看管，不到半个月就吃完了，要饿半个月的肚子。后来，我和哥哥就用筷子做了个小称，每天称着面粉做饭吃。最艰苦的是东面的国家，4个儿子一起挨饿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怜。我二舅在荣成老家，经常背着一大兜干地瓜叶来青岛救济我们，有时我们把地瓜叶也送些给国家和任家，他们都很感谢。除了农村的接济外，我们还向大海要食品，经常到栈桥海水浴场捞海带，捞海冻菜，我游泳就是那时练出来的。那时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一到买粮那天（每个院买粮都规定了固定的日子），我们楼上3家一大早就到粮店排队，把一个月的粮食一次买回家。对因为饥饿造成的浮肿，还可以凭医院证明到街道领鱼票，可以额外买些带鱼。
自然灾害的噩梦很快就结束了，不经意间我们突然长大了，哥哥考入了青岛一中，我也到了考中学的年龄。当时一中和二中齐名，因为一中离家近，父母让我考一中。我们班学习好的十几个同学都考入了一中，包括我的邻居任淑贤。我的另一个同龄的邻居国世强考入了廿四中。现在的中学生学习都非常刻苦，好象没有时间玩耍，而我们那时没有刻意地努力学习，好象整个一学期都在玩。在学校，我参加了学校管乐队吹小号，还参加了学校足球队当守门员。回到家里，也很少学习，与小院的小伙伴们玩青岛特有的土游戏。女孩子最喜欢玩的是跳橡皮筋、跳房、翻面单、拾“饽古”（就是拾布袋）。我们男孩子玩的游戏就彪捍多了，抗拐（单腿站立，用膝盖对抗）、打茧（把十几公分的木棍削尖两头，用木板敲起打远）、扇烟牌、弹杏核、打木头等。打木头很刺激，可能有赢利性质吧，谁把对方的木头从马路上打到人行道上，对方的木头就归自己了。当然，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洗海澡和赶海了。我们的小院离栈桥只有4、5分钟的路程，我们一般从5月1日起就开始洗海澡，顺便摸些蛤蜊、海螺之类。我们从栈桥的西沙滩（现在是第六海水浴场）下水，游到栈桥头，比赛跳水，然后再游到小青岛，在小青岛上摸蛤蜊和海螺，打海蛎子。那时的时光就被我们这样打发了，但我们的主业——学习并没有荒废，我还反而学习拔尖，老师们都说，要不是文革，我肯定是清华高才生！（呵呵，有点不自量力）
1966年夏天，文革如排山倒海一样地来了。文革对我们小院的摧残更是灾难性的，因为，经过文革，我们小院的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小院的文革风暴是从我家的西面邻居任家开始的。有一天，造反派抄了我邻居任家的家，第二天，他们把任景堂的3个老婆都押到楼下，站在一条板凳上示众。无端的羞耻使任家无地自容，没几天任家就搬走了，据说住在西镇挪庄大院，几年后任和他的3个老婆都先后去世了。后来，文革风暴又刮到了我们家，我的父母都被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白天，父母都在单位没完没了的搞运动，我和哥哥在学校搞运动，用这些闲暇的时间，我读完了父亲珍藏的十集《鲁迅全集》。文革中，我们的西镇小院的住家格局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任家搬走了，搬来了一家李姓的大家口，是地道的工人家庭。而我东面的邻居向工宣队提出房子太小住不开，于是工宣队就叫我们家让出了半间屋给了他们。因为父母是“走资派”，我们也没敢吱声。楼下的徐大夫一家搬走了，搬来了杨姓的一大家口人。
到文革时，搬到这个西镇小院整整9年。这9年饱含了我童年的欢乐和幼稚，也经历了社会的沧桑和动荡。西镇小院呵，我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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