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2003年的春节当我匆匆赶回石家庄探望病危中的祖母时，长时间的肺癌已经使她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当她见到我时，紧紧拉住我的手，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孩子…孩子…”。然后向我伸出两根手指，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那些老区的孩子和她身后的事情。于是强忍悲痛为她记述此信，以慰遗愿。

　　我终生追随眷恋的中国共产党：起草此信时，我已身染沉疴，手不能握笔，目不能视字了。自忖报效党和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唯今我只恐不能趁神智尚清之际向组织表达清楚这最后的愿望，于是强撑病体，催促子女代笔记述此信。这封信是我今生递交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并信中所附的两万元人民币，是我一点微薄的积蓄，其中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另外一万元捐助给那些因贫困失学的孩子们。这些钱款是我能够为党和人民所作的最后一件工作。

　　我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一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玛垴乡高河边村一户穷苦的佃户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四川境内军阀混战、烟（鸦片）毒遍地。由于连年混战，川军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极尽搜刮之能事。在红军解放我的家乡前，当地的赋税已经加征到一九八七年。我们全家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却不能吃到一顿饱饭。每逢岁末年关、青黄不接之际，全家人便要流浪四乡乞讨为生。我九岁那年，爷爷因病饿交加而死，为了凑足爷爷的棺材钱，父亲忍痛将我以九匹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富户。从那时起我不但要应对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田里的农活。尽管我每日小心侍奉，但还是经常遭到东家无端的辱骂和毒打。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出其不意的突破了敌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不久之后我的家乡就来了一支由几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兵组成的宣传队。在他们的宣传下，使我平生第一次解脱了封建礼教在我思想中形成的桎梏，深刻地认识到世间的人生来自由平等，根本没有前定的等级尊卑贵贱，更不应当被随意买卖。参加红军，砸碎这吃人的奴役、沉重的压迫，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新社会，是我唯一的希望。当时我未满十五岁，不够参军的年龄，所以屡次被行进中的红军拒绝，但我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家庭，翻越上百里崎岖的山道去剑阁找寻红军。我终以我的悲惨遭遇和坚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参加红军的日子使我永生难忘。从那以后我背起三十斤重的行军锅，追随红军翻越海拔五千余米的折多雪山、三次穿越人迹罕至的松潘大草地，屡次击退数十倍于我们的追剿敌军，胜利抵达延安。在这和这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我在党的精心培养下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师职干部。每当我回首往事，都为能够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献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而无比自豪。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于党对我的培养，没有中国共产党便没有我高余屏一家今日的幸福生活！此时此刻我再次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庄严的军礼，并交纳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最后一次履行我光荣的义务！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随爱人河北省军区顾问—张方明同志回婆家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张石河村省亲。村里的孩子们在我们对当地小学的捐助仪式结束后，有许多脱下鞋子回家吃饭。与他们有过相同经历的我知道他们是为了不损坏鞋子才打赤脚的。对此我和爱人深感自责和歉意，当年使天下穷苦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是我们红军对劳苦大众的承诺，但是时至今日老区人民还是这样的贫困。湖北婆家田里的粮食产量和种植频率都要好于长征时期途经的康藏、陕甘地区。

　　每当想到那些曾经不避生死帮助红军救治伤病员的老区人民，特别是那些与我结下深厚友情的藏族姑娘们，我便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的生活而焦虑。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是“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途径，因此越是贫困越是要让孩子们读书。基于这种思想我决定在去世后向贫困的失学儿童捐助一万元。由于我家乡的亲戚很穷，更加近来重疾缠身，现在只能为我所热爱的人民群众作这一点有限的奉献。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更加重病在身，所以在信中不能尽表我对党和人民的一片眷恋之情。在我弥留人世之际，真诚地希望后继同志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指挥下努力拼搏，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红军女战士：高余屏附

　　奶奶去世后，爷爷遵照她的遗愿，向她生前所在的单位缴纳了一万元党费。随后爷爷将剩余的一万元钱捐给了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刚刚落成的由民间筹资的抗日烈士陵园。该陵园坐落于温塘镇一所小学东侧的山上。以表达奶奶和他对那些英勇抗击日军，却死无遗尸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并希望这座小小的陵园能够向后代子孙彰显当年中国军民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拼死抵抗的民族意志。　作者：张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