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韩国崛起的影响

摘　要 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和迅速崛起，当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战略，然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始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国家权威、政府调控、企业管理、教育优先及复合型儒家文化等方面论述儒家文化对韩国崛起的影响。

关键词 韩国崛起;儒家文化;影响因素

近几十年来，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道在地球东方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地创造出“汉江边的经济奇迹”、“东亚经济奇迹”，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尽管近两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现在又呈现高速发展势头。韩国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然有其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战略，然而，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却始终成为韩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昌盛、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儒家文化对国家权威的影响。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等东亚国家中转化为“秩序原理”。早在3000多年前，“周武王封箕子朝鲜”时就把儒家文化带到朝鲜半岛，并逐渐成为正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是“政者正也”，讲究“举直措诸枉”，选贤与能，“人能弘道”。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政治理想，主张由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它以政权为“贤”和“能”的儒家执政为理想，不为“大众集团”所左右。受儒家权威观和国家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有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的相对序化，也有利于促进阶段跳跃式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至上主义在儒家文化国家里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凝聚力、号召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利益”的不可侵犯性，而“国”的存活是与“家”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家”是社会的原点，“国”就是“家”的集合或扩大，“国家”也因此成为了国民效忠的对象。儒家观念事实上已经内化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态和活动方式，亦即成为民族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和团体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服从国家和团体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巩固权威的方式，为政府制定和推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配套的经济规则，提供了稳固的价值观方面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国家权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避免或克服了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加强了对分散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调整了各利益集团的冲突，促进了社会整合。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更是体现了国家权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功效。韩国从1961年朴正熙政权到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推行了30多年的国家权威，强化了政府职能，提高了政府的贯彻能力和整合能力。几代权威政权实施“经济发展第一”战略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韩国在90年代中期步入工业发达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朴正熙总统以政府导向型模式领导发展国民经济。这种政府导向型模式深深地受着传统文化及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到80年代中后期，在军人政府的策划和强权措施之下完成了韩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及一些强权措施，形成了20多年的“开发专制”时期。政府按照传统儒家文化政治思想，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企业经济行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大量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说，韩国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实现开发政策，采取强权措施也在所不辞。”也恰好在这一时期，韩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是历史性的大进步。

(二)儒家文化对政府调控的影响。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特有的神韵。儒家认为，“和”即是美，追求和谐美因此成为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自身、人类社会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也成了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和谐观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转化为独特的经营思想，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政府的凝聚力，缓解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的白热化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震荡，避免了强势对抗的发生及其对社会的冲击，并与传统的国家观和权威观等理念一起构筑了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作为“和谐观”的一种自然的逻辑延伸，“中庸之道”是一个较之本体理念流传更为广泛、应用更为具体的理念，常以祥和平实为准则。“中庸之道”是构成儒学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之一。与“中庸之道”或“中和主义”、“中正主义”的原则相一致，儒学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诸如“过犹不及”、“允执厥中”、“执两用中”、“不为已甚”一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常态的社会、常态的组织、常态的个人状态，直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政府调控。“和谐”与“中庸”对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政治领袖或政治家的影响较之一般民众可能更大、更为直接、更为深重、更为长久。新加坡吴作栋总理上台伊始就主张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韩国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社会运筹体现价值取向，对于形成特有的儒家文化氛围起着特殊的作用。

韩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按照传统儒家文化习惯实行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这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不同的。60年代初，韩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韩国走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历程是在政府指导下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国家政府很容易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进行社会运筹，实行政府调控，创造稳定的客观环境。这种宏观调控的措施大多符合国情与传统文化习惯。韩国在这一传统文化影响下实行一系列政府调控措施。

(三)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与团结和谐的人际观。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理解总是从这种关系中去把握。儒家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原则。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集体主义仍然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还主张团结和谐。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凡事“推己及人”，想到自己，更要想到他人。因此儒家传统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有助于崇尚社会公德，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礼仪待人、和谐人际关系，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讲礼仪形式和面子。韩国经济起飞时，往往出现很多家庭企业，这是一种泛血缘关系的家庭式经营。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指挥，使企业形成团结、友爱、慈孝、尊长的内在凝聚力，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有的学者把这种精神称为“家庭团队主义”，也有人把这种管理方式称作《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方式。许多学者都认为支配韩国经济发展的是所谓“东亚企业精神”，李光耀称这种精神为“团队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为导向，提倡职工忠诚于公司。韩国许多企业公司设法吸引职工关心公司、忠诚于公司、以公司为家，而公司又千方百计地为职工谋利益。

韩国企业的基本思想意识，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企业资本也就成了共同体的资本。这种家庭式企业重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重视加强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力等等。这种群体主义传统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中表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在韩国，企业创始人或者他的家庭及所属企业的社长拥有相当部分的财产，企业是传统家庭的变形和扩大，人们像对待血亲家族一样，对企业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在企业中具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视企业的整体利益。这点恰恰是与韩国这个富有儒学文化传统、历来就有保持忠孝一体的伦理原则的国度相契合的。它要求人们把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都努力证明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忠诚，献身于企业公司，这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利上讲，都是最重要的美德。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经济之所以在当代显示出集团效率，恰恰来源于该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人们越是自觉地参与经济活动，这种建立在忠孝秩序基础上的群体主义对发展韩国经济越起着重要作用。可见，儒家文化圈中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成为韩国人的基本思想意识。由于极强的家庭观念以及教育和赡养义务的自觉，使自觉劳动化为一个稳定的持续行为，从而促进企业保持稳定和效率。

(四)儒家文化对教育优先的影响。儒家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因此十分重视教育。从孔子开始，都把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面来对待。由此也就尊崇“师”的地位。孟子引用《尚书》语时把君与师并提。荀子把天地君亲师并提，作为礼的根本。儒家文化圈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是由此开始。韩国崛起与人本主义、教育为本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注重人及人的修养、行为理念。孔教是“仁”教，“仁”教就是“人”教。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从人，就是强调道德修养自我完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可以说，人本主义思想从教育和道德两个方面促进了韩国的崛起与发展。

重视教育的儒学在世界许多传统文化中是别具一格的。在韩国，人民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这已化为一种民族禀性。儒家的尚贤、重教文化传统已转化为韩国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原则，并为其经济腾飞带来巨大的动力。韩国重视教育、尊敬教师蔚然成风。崇尚教育、尊师重教是韩国人的国民精神。韩国教师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学生尊敬教师，家长和社会公众敬仰教师。教师被看成一种光荣的职业。尊师重教是一种传统，是高尚的文化，也是崇高的道德风范。韩国人崇尚教育的传统文化为韩国政府实施“教育优先”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韩国历届政府都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韩国一向重视教育投入，特别是把教育经费的重点投向基础教育。教育的投入带来国家的发展和腾飞。

(五)复合型儒家文化对韩国崛起的影响。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文化。有的学者认为，韩国今天的成就归于儒家主张的“家庭、社稷至上，个人次之”等儒家价值观。儒家文化的长处恰恰在于主张个体与群体并重，既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强调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宽容，搞好人际关系，实现和谐与统一;主张先“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种文化素养有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减少矛盾冲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合作。当然，韩国也不片面固守旧文化，而是在弘扬东方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学习吸收包括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文化圈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及世界上其它先进文化，以促进经济繁荣。我们把这种在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同时，又综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多元化文化可称为复合型儒家文化。恰恰是这种复合型儒家文化构成了韩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动力。

传统儒家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韩国崛起?韩国崛起在文化方面究竟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考察韩国崛起的文化背景，不能单从华夷观念出发，而应该从整体的、民族的、地区的、相互调谐最终整合的角度来探讨韩国现代化的广阔文化背景。近几十年来，韩国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文化形态基本是复合型的。近代以后又遭到了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西方文化以其压倒的优势渗透到这个复合体中来，增添了韩国文化多元化的色彩。也就是说，战后东亚国家或地区趋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由包括、综合了西方近现代文化资源与本地区本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东亚新文化推动的过程。韩国新文化更注重以现代人本身为主体，努力借助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相互沟通、渗透和各种文化自身的转型、重构等等，实现人类精神的现代化。这种新文化有一系列新的价值取向，具体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韩国复合型儒家新文化在崇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扬，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促进;第二，在韩国复合型儒家新文化背景下，注重个体精神与整体精神的相互促进;第三，韩国复合型儒家文化还体现在利与义的结合、竞进精神与保守精神的相互促进与均衡;第四，韩国复合型儒家等新文化作为其现代化的文化背景，还体现在韩国对外来文化的坦然心态上。儒家文化只是影响韩国发展的多元文化之一，更何况任何文化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影响政府或其它组织制定、贯彻规则，而人们则通过这些规则才能使这种文化发挥一定的作用。

总之，我们在研究探讨韩国经济崛起的儒家文化影响时，既不能把韩国的崛起都归于儒家文化，也不能否认传统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韩国第15届总统金大中在当选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得好:“21世纪是经济和文化的世界，文化就是国力。”我们深信，韩国将继续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发展现代民主，快速发展经济，开创伟大的韩国人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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