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难处 我们家最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彻底断绝了经济来源。我如今每每在已经变得繁华起来的城市给女儿指出当年自己挖野菜、拣煤核的地方，女儿怀疑我那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或索性问我：“你那是旧社会吧？” 那时，母亲到处求人，揽来了钉纽扣、锁扣眼的加工活儿。一件上衣五分钱，一条裤子三分钱。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勉强糊口。我永远记得母亲眯了眼，凑到灯下纫针的情景。不到４０岁，母亲早早就花了眼。 后来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开学，要交五元钱的学费，交不了学费便上不了学。我默默地蹲在拿不出学费的母亲身边掉眼泪。无论怎样困难也没向亲人张过嘴的母亲，无奈之下给四叔写了信，求他给我寄五元钱来。 母亲是很自信的，当初父亲为供养四叔上大学，卖掉了眼珠子般心爱的珍版书。 四叔回了信，却没有寄来钱。绝望的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母亲一声不响走出门去，求一个邻居帮忙介绍去离家十几里远的苗圃挑沙子。 母亲很晚才回到家，她一步一步挪呀挪，到了家，连最后一步迈进家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就那样斜倚在门框外，手捂着肩膀，磨破的地方连皮带肉粘在衣服上，血渗出来，又吹干了。 几天以后，母亲微笑着递给我五元钱。 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至今不肯原谅四叔。近几年来，已经老了的四叔惦记比他更老的兄嫂，时时表示要寄些钱来。母亲嘱我写信，“告诉他别寄。” 母亲说：“人在难处时，一分钱憋倒英雄汉。现在，寄千寄万有什么用。” 这件事伤了母亲的心，现在提起来还是痛哭失声：“人在难处啊，张句嘴容易吗？五元让孩子念书的钱都不肯寄，还不如外人。” 母亲说的这个外人是当时市里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她美丽端庄、高贵高傲得似乎高不可攀。父亲刚从监狱里出来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她正在那里。父亲的鞋破得挂不住脚，双脚被扎得鲜血淋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管教非说他有意丢社会主义的脸，批斗了好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被这种痛苦和污辱折磨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有一天，趁四下没人，女演员偷偷地往他怀里塞了一双崭新的农田鞋。 鞋穿在父亲的脚上，温暖了父亲的心，父亲终又有了活下去的自尊。 那双鞋，五元钱。 女演员被母亲看做恩人。后来父亲和母亲去拜望她，说起此事，女演员却有些恍惚了。她笑着对母亲说：“这点小事，不值得记。” 母亲说：“值！人在难处，被人拉一把，能记一辈子。” 我如今也人到中年，尝过百味人生，对母亲的话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总有女演员那样的善良人，在你最需要、最渴望的时候扶你一把、拉你一下。一个微笑、一缕温暖，让人感受到不可磨灭的人性之光。在母亲讲过无数遍的这些故事中，苦难的成分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时间的推移中越来越清晰的是那人性的善良。母亲心中耿耿不安的总是那些无法报答的情意：偶然相逢的小姑娘，把累倒在路边的母亲扶进她家的床上；得知母亲因为没有钱步行几十里路到监狱看望父亲的看守，竟不顾身份的差异，给了母亲一元钱的回程路费。 我安慰母亲，善良是不需要回报的，只要我们记住它，它就会在人们的血液里代代流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