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力量，推行了一整套的社会秩序观念，周文王做《易》，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即是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是所谓天地之数，是不可以改变的，而主观想改变的欲望和客观的努力，都可以称之为“乱”。
    不仅就人的社会地位，而是万物的运行和秩序，都有其天定的秩序，谓之为名，例如周王室始终是周王室，即使它的在政治上衰败了，但他和诸侯的名分高尊，却是不可改变的，于是就有了孔子著《春秋》，抑诸侯而尊周室，名器是名的实物表现，故一国的任何财物都可赠人，唯名器是不可以送人的。名之下为分，即君臣；为礼，即纪纲。如此秩序，组成完整的封建统治的伦理纲要。
    如此理论，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在此基础上建构成了中国人的本质。礼义忠孝的牌坊，都是建立在恭顺卑谦的基础上的，这里没有人权平等的立足之地，有的只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下对上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意料不到的绝对稳定之中，另一方面造就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根深蒂固的奴性。
    中国人是没有原则的人，中国人的概念里从来没有什么真理，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功利意义上的奴性，其一，表现在对自我来说，一种绝对的明哲保身的，对个人绝对自私，对社会绝对不负责的态度，这种态度多为一般阶层的老百姓所持有，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小的是非普遍抱摸棱两可的态度，对大的是非则噤若寒蝉，惟恐引火烧身。这样一种普遍的懦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纵观中国历史上提倡的“忠、义、勇”，忠完全是臣子对君主、奴仆对主人的愚忠，义和勇也基本上是建立在忠君、重友的人情基础上，这里剥夺对是非的独立的个人判断空间，要求的只有服从和忠顺。  其二，表现在权利体系中，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绝对统治，上则高高在上，要么暴虐荒淫，要么闭目塞听，中则或助纣为虐，或瞒上欺下，这种权利体系的建立，不是本着以民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而是建立在一小撮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只能充当的是少数人的压迫机器，而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代言人。
   五四运动虽然在口头上打倒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就思想革命的意义而言，它是完全的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无数烈士的鲜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仍然是现代面具下的封建主义，而对于人民政权怎么演化成为一种封建政权的现实，我们难道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么？这种本质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正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分子所要打倒，而又于下意识中的培植起来的。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其民众的思想水平只能决定了其封建社会的本质，这是任何流血革命都不能改变的，也是我们这代以至下几代人必须面临的现实。
   一定层面上的社会改良，仍然是现今社会发展可以接受的方案，当然这种改良就其彻底性和有效性而言，效果实在令人怀疑，一个无法从根本的制度上保障民众利益的改良，注定是摇摆不定和软弱无力的，它会因为某个领导人或领导阶层的变更而轻易的改变它的目标，也会因为具体实施的管理者的意志，而扭曲它的目标。
    一个政党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么，就目前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多么冠冕堂皇，但从其本质来看，仍然是极端的自私，而目前干部培养体系，只是考察干部有没有贪污腐化的能力，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一点关系，这样的干部培养出来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当然愿意跳到这个染缸里的，也多是一些奸诈之徒，古时候虽封建还要讲究以德治国，这批人的道德都被磨灭光了，再怎么治理国家？能搞的不太乱已经是万幸了。
   只有当我们的后代真正摆脱了恭顺、懦弱的奴隶思想，习惯于对最小的事情说不的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有了希望。那时也许不再看到聚党成奸的权利体系，权利是人民的权利，说话是人民的自由，教育不再功利，政府真的是为民众办事，而不是充当富人的走卒。这真的只是理想，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