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诗一百年，写新诗的作家人数却已超过了古体诗两千年，产量也颇丰。可是人们能够记住的到底有几首？看到月亮人们想到的还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而不是“听着月亮里的声音，几疑是嫦娥下凡”（梁上泉《月亮里的声音》）；听到秋风，有的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燕歌行》）的感叹，而少有“又一片树叶被寂静吹落，象一阵风带走了一个人的一生”（邵永刚《晚秋》）的哀伤；说到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句子就在嘴边，有几个人能想起“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洛夫《邮票》）的诗句？

鲁迅在《致窦隐夫》中认为：“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他的地位。”

2、

鲁迅还说过一句话：“诗歌是本以抒发自己的热情”，“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诗歌之敌》。鲁迅所说，其实是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一个最大的区别。西方诗歌常以诗歌表达哲学和理智，中国诗歌却向来以意境和情感为最大的传统。再说下去，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学思维是有区别的，中国从来就没有一本专门的哲学著作。

我们当然不能说表达哲学和理智的诗歌就不是诗歌，但是，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当代诗歌，尤其是后现代的诗歌，其基本理论都是以诗歌表现某种文化哲学的理论为最高境界的。表现文化哲学的诗歌追求，本身就与诗歌的艺术性追求相矛盾。而我们的一些诗人，在看了几首西方后现代诗歌后，掌握了一点写作技巧，就乐得屁颠屁颠地认为掌握了诗歌当代写作的本质，开始实践，并不许别人说话。其缪大矣。

就诗歌而言，其本质上有情性诗歌和理性诗歌的分别。中国诗歌传统耕种的是情性。理性诗歌容易进入讨巧卖弄的陷阱。比如废名的大部分诗歌（见废名《水边》共16首）。还有卞之琳的很多诗，他的理性诗歌大都晦涩难懂，难怪朱自清要找他要阅读的“钥匙”。更为吓人的是，当代诗歌把情性和理性揉和到了一起，每个诗人在读者说“不懂”的时候都要读者买“钥匙”，并且成为了风气，又渐渐成为了当代诗歌最大的特征。

3、

不知为何，就是那些曾经在我们这个的时代被很多人吟咏的新诗，最近几年却又遭到了嘲弄，臧克家的《有的人》几年来被批判最多，我不止看过一篇文章说象《有的人》那样的诗居然还在学生课本里。不明白象《有的人》这样的好诗为什么就不能在学生课本里。攻击嘲笑《有的人》的诗人，盖不例外地说它没有艺术性，又盖不例外地从来不说它为什么没有艺术性。就象我说某某某不是个好人，又不说某某为什么不是好人一样。可怜的诗歌，可怜的《有的人》，在这个法制越来越健全的年代，诬陷和侮辱都可以到法庭去解决了。可惜，诗歌却没有法庭。诗歌有的只是要么仗势欺人，要么集体耍流氓，要么人云亦云。以图混碗饭吃。

就是一些诗歌的作者，好像对自己曾经的诗歌也谦虚了起来。我敢说，年轻人谈爱情，送给对方三首新诗，如果这三首诗是别人写的，还是很有名声的，舒婷的《致橡树》十之五六忝列其中。还有那首《中国，我亲爱的中国》也曾经被多人吟咏。记得有一次采访舒婷，说起着几首诗，舒婷说，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那些诗没多少艺术性（大意）。

诗歌的这个艺术性真把人搞糊涂了。可是最近好多年了，艺术性有了很大提高的舒婷又有了几首能够广为流传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有艺术性的诗歌了呢？

4、

冯雪峰《我对新诗的意见》中有言：“越是没有规律的束缚，越是注重自然和自由，如果不是同时以最大的积极精进的精神和努力去实现和建树，那么，流弊就一定非常的大，结果一定会内容浅薄、形势散漫无组织的东西，多余内容深刻充实、形式也相当有组织有创造的东西了……”此言大义。可惜的是有几个人曾经真正认真考虑过这句话。

我和一个在中国当代诗坛颇有名声的诗人谈话，说起新诗的形式，她说：“新诗就是自由诗，自由诗就是要自由，没有形式的要求，没有韵律的要求，没有语言的要求。”我有些愕然，诗歌没有了形式、韵律、语言，那他还剩下什么？诗歌不要形式，是不是所有的长短句都是诗歌了？是不是小说也成诗歌了？

之所以给一些诗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全是一些人糟踏新诗的结果。新诗发展的时间短，他的形式和格律以及语言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存在，就有些人趁乱中大捞了一把，混乱摸鱼，给很多人留下了新诗什么都不讲究的印象。

再说一句关于诗歌语言的话。诗歌的核质就是语言。如果到现在还有谁认为这是模糊的认识的话，那就不要再讨论诗歌了。我不止一次在诗歌的一些刊物看到诸如：“子在厕所曰：真他妈舒服”一类的语言，真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厕所、他妈的一类的词，不是不可以入诗，当然要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入诗。在这个地方，它就是让人恶心。

5、

就是因为没有一定的艺术准则，艺术准则才到处都是，甚至每个人都有了艺术准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可怕的是，诗歌中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教父”。前两年出现的关于知识分子诗歌与平民诗歌的争论，看起来是诗歌立场的争论，其实是不同诗歌认识的争论。平民诗歌看起来好像和老百姓贴的更近，其实更远。那些一直以平民诗人自诩的诗人，写出过几篇真正贴近百姓的诗歌？不要以为写一些生活的琐事就是关注百姓了，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生活方式。从这一点说来，平民诗歌是在侮辱百姓。

老百姓很久没有象前两年那次争论中在一些诗人心中占据那么崇高的地位了。其实，他们是在拿老百姓做挡箭牌，以期达到自己战胜别人的目的。

6、

“反艺术”、“反诗歌”、“反知识分子写作”之类的口号不断有人提出来。诗人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三反五反，你再反也反不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浪潮。就象你就是天天吃油炸蚂蚁腿一样，你吃的不是饭就是菜。其目的就是为了充饥，就象诗歌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表现一样。

为什么怎么也无法走出这个浪潮呢？无知的人自有无知的认识，可是只要承认文学是人学，并且翻看一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最基本的定义就知道了。

所有的，“知识分子诗歌”也好，“平民诗歌”也好，“后现代诗歌”也好，“先锋诗歌”也好，“非非主义”也好，“他们派”也罢，哪一个逃脱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大河？

可笑一些人连什么是现代主义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就跳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河流。

一次问一个诗人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区别，他和我滔滔不绝，最后我告诉他，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是较早一点的说法，他们两个没有区别。就象一次我问一个一直把古代诗词格律奉为圣经的诗人，所有汉语大写数字包括十百千百万亿兆中按古代发音只有三个是平声，哪三个？在他回答出来后，我对他说，对不起，刚才我问错了，应该是只有两个。（呵呵，不好意思，有时候我有点坏，我承认）

7、

白话诗，或者叫自由诗，或者叫新诗，发轫于胡适《尝试集》，就象鲁迅评价的那样，它一出生，就“已奄奄一息”。但新诗还是活了下来，尽管他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强壮，今天也不大健康。任何东西的开山鼻祖在这个行当里都是又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尝试集》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胡适也因《尝试集》而可以千古。尽管《尝试集》在语言上显得有点太随便太白话了。就象鲁班是木匠的鼻祖一样，尽管李瑞环同志的木工活可能就是比鲁班做的好，可，千年之后，人们能记起来的可能还是鲁班师傅，而不是李瑞环同志。

白话做诗，开始改革的是诗歌语言。胡适倡导的白话是“活文字”，胡适又说：“活文字者，日常用语之文字。” “活文字者，日常用语之文字”，就这一句话里，有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按照今天的说法，可以说成，活文字就是日常用于的文字。胡适倡导白话，但是说起来还是“之乎者也”，不能强求，这就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这句话，今天说来，大部分人还是能懂，那么，这句话在今天就又是白话了。看来，语言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古代的东西就一定是古文。历史的发展会给语言进行定位。这也和古代诗词格律在今天不一定正确是相通的。

胡适开始是坚决反对古文入白话文的，但是后来渐渐有所改变，说过白话要从古代汉语中汲取营养一类的话。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文化继承的问题。白话就是日常说的话，古文在日常说得多了其实也就是白话了。比如很多词语，众志成城、萧萧秋风、鼓角争鸣，这些词如果划分哪个不是古代语言的？用得多了，也就成白话了。还有一个用典不用典的问题，我说，如果不用典，什么文章你也写不成。江泽民题的“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什么？大家说得多了，它就成了一个典了。如果非要不用典，我们写一句诗，“‘三个代表’为人民，万众一心建家乡”，那就要写成：“只要我们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那么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为人民，万众一心建家乡。万众一心也要改成很多人一条心。这样就没法写了。

诗歌用什么样的语言，根本的一条还是有诗歌的内容决定。

8、

倡导白话文时很多人说中国古文没有文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谓文法，一定是从文学中来的。是先有了文学，再有了文法，不是先有了文法，再有了文学。中国之所以让很多人说得没有了文法，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古代文学中的文法。还没来得及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法，西方文法就涌进来了，拿着它和古文一对照，好多对不上，就说中国古代没有文法。这是不对的，有点操之过急。

朱自清一次说，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文法来说中国话，“三株红色的牡丹花”一句应该这样说：“三株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在文法这个问题上，后来解决的比较好，但是，应该看到，不是西方文法在中国流行了，而是很好的结合了。照搬，根本不行。这一点前人和后人都注意到了，没有出现朱自清讲的那个笑话。

西方文法和中国文法有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中国文法就不是文法，更不能说中国没有文法，当然也不能照搬。中国人的姓名，习惯姓在前，名在后，西方就不同，反过来。以前翻译，很多人把中国人的姓名按照西方的习惯翻译，这是一个翻译的原则的错误。这几年的翻译都改过来了，很好。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不要非把一个叫“刘洪涛”的人叫成“Hongtao Liu”（洪涛 刘，红桃六？），我还是“方片七”呢。

9、

胡适宣扬按照西方文法写自由诗，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功莫大焉，恶莫甚焉。

胡适《许贻荪》一诗中有句：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你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

这很符合胡适说过的“要在动词后面加‘了’表示动作完成”，“告诉了”“轻松了”“分去了”“不同了”。可是太拖沓了，没有了节奏感了。

有人（骆寒超）将这首诗改成：我向你诉尽了一年的苦痛/觉得心儿里怪轻松/是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这担子自然就不同。

新诗本为自由诗，连韵律都不要了，却还偏偏在给戴上一个文法、语法的枷锁。文学真的从来就不是自由的，它一直在被某些人左右。

10、

刘半农说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不讲文法，“‘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凰’，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刘半农在说胡话，主宾倒置本来就是一种文法，有什么不通的？难道改成“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碧梧老枝”就好？

倒是不怎么写新诗的俞平伯说了句话：“文法这个东西不适宜应用在诗上。中国本没有文法书，那些主词客词谓词的位置更没有规定，我们很可以利用它把句子造得很变化很活泼，那章法的错综也是一样的道理”（《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

看刘半农和俞平伯的这两句话也让人很有点想法，刘半农倡导白话却不用白话说话，“皆”“此皆”“之”“也”到处都是，倒是不怎么在意文法的俞平伯说话更象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