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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主题:上海日记 下一主题: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反思鲁迅之--汉奸行迹
[楼主] 作者:柳下居士  发表时间:2009/08/03 23:38
点击:6324次

读帖时,帖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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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4 21:49 

西陆也难得,这样的帖子也让发了。

不知道当年的历史,不敢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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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作者:九阳谷人发言  发表时间: 2009/08/04 22:09 

以我读的有限的鲁迅的著作看,,他并没有大肆的探讨侵略者的行经;我想或许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高明之处,以我看,任何外敌的残忍与侵略,都只是表面现象,,真正造成这种种悲剧的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们习惯怨天尤人,可真正能救自己的是改变自己。而鲁迅的大多数文章也就是在讨伐我们自己的种种“罪行”。而我认为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劣根铸成了民族的不幸,而不是因为列强的侵略。
如果你本身强大,没人会欺负你;如果你弱小,欺负你是迟早的事,不是日本也会是韩国。仅此而已。
所以,我认为鲁迅是汉奸的说法不成立。
 [4楼]  作者:oldmanno1  发表时间: 2009/08/04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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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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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29 

鲁大海:鲁迅为什么不抗日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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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写给胡搅蛮缠者的文章。关于鲁迅不抗日的问题,在一两年前突然被人提出,一些网友(尤其是一些反日愤愤)对鲁迅颇为不满,就此我与一位反日狂人(不记得网名了)争论过,我说鲁迅逝世于1936年,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鲁迅不可能直接参加抗战。这位反日英雄说,1931年918就爆发了,我当时摘录了鲁迅批驳胡适的一些言论中提及抗日的态度,这位反日英雄冷笑,说这几句话也叫抗日吗?我觉得很多反日愤愤都是非理性的疯子,也懒得与他再争辩,就睡觉去了。这几天,想起这话题,认为反日可以,乱咬鲁迅确实咬错了人,有必要对这些无知的愤愤上一课。首先,31年的918,32年的128,都是中日冲突,不是全面抗战,退一步说,即便鲁迅当时没有坚决抗日,也是有情可原的。
当时,中国的元首蒋介石,虽然被很多人捧为后来的抗日领袖,在37年之前,始终不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连民族英雄张学良也认为丢掉东北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换任何中国人在他位置上,都不会反抗,至死他也这么认为。为什么?中国人当时普遍觉得对日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就像现在强调要通过联合国一样,当时强调要通过国联。同是文学界的林语堂当时也认为对日本要忍让,鲁迅已经算是比这些政治家文学家有远见的了,他早就说过国联是靠不住的。
事实是,鲁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并不是像有些网友说的那样,没有过抗日言论,恰恰相反,他的抗日言论一点不少,任何有基本理性和智商的人都应该承认这点,以下是一些鲁迅关于抗日的言论,有一点请原谅鲁迅,因为77事变在他死后一年才爆发,所以他没有提焦土抗战,也没有提游击战、持久战,更没有提发扬台儿庄精神。

“上海“1·28”事变以后,有个晚上,上海人噼里啪啦到处敲脸盆,放鞭炮,大声吆喝。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出动了,以为中国人要反抗,要造反了。结果没想到中国人不是要跟他们打仗,而是因为那天发生了月蚀,上海人是要从天狗的嘴里把月亮救出来,而不是在救中国,不是在救上海,也不是在救同胞。日本人喘了一口气,回去睡觉去了。”

“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现在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明季大臣,跑在安南还打牌喝酒呢。

(1935年7月29日致曹聚仁)

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

闸北似曾吃紧,迁居者二三万人.1936.10.17致曹靖华”

“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1934年4月24日致杨霁云)”

鲁迅很高兴也很吃力地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奔走操劳,写序推介。因为他们新从东北到上海,带来了日军治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呻吟与反抗。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写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这也是生活……》一文,离鲁迅去世仅两个月!他写到了自己从昏迷中醒来时的思绪: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落得了“卖国”“汉奸”的骂名,为了转移国人视线,竟无耻地诬蔑青年学生、劳动人民卖国,而御用文人也为主子帮腔。鲁迅也在他们的无耻诬蔑之列。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

鲁迅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无耻阴谋: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7〕,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
是卖国者。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如果大家记性好,《四世同堂》里的人力车夫小崔,就是被日本鬼子以“共匪”的罪名砍了头的!中外反动派嫁祸于人的天耻用心也是如出一辙。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过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但另有文氓,恶劣至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跟我的拟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上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

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

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左联”)也奉命解散,又成立了上海文艺家联合会。事出仓促,主持其事的人又闹宗派主义,平日对鲁迅不尊重,此时又以势压人。一时间,鲁迅处于夹击之中,只有横站。但鲁迅对中共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理解的、支持的。他写道: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氏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他还告诫作家们: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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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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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39 

“民族魂”   文 / 梅骊

——回复《关于鲁迅》







  1、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上海。一颗巨大的长庚星划过夜空,最后的光明消失了,巨星陨落!酣战了一生的鲁迅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光明,永远地合上了他那浓眉下面睿智深邃的美丽双目,安息了!
  19日下午三时,先生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20日上午至22日上午,上海156个团体近万名群众前来瞻仰先生的遗容。作家、教授、学者、工人、学生……络绎不绝。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联上写着:“民族之光”!上海丝厂的工人送的挽联上写着:“我们的朋友。”一位身背书包的小学生哭着要看一眼这位要“救救孩子”的伟人的遗容。
  22日下午,虹桥万国公墓。墓的上空立着一幅横幅:“丧我导师!”
  在凄绝的哀乐、哀歌和啜泣声里,上海民众代表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将一幅白底黑字的锦旗覆盖到鲁迅的灵柩上,锦旗上是沈钧儒题写的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民族魂!”……
  “民族魂!”鲁迅啊,鲁迅!这不是你自封,也不是什么“钦定”,这是20世纪有良知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对你一生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总结和褒扬!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垃圾”,相反,你以火一般的激情歌颂那些“民族的脊梁”精英和劳动大众!你只是对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痛加揭露,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提高民族素质!你当之无愧“民族魂”!中华民族之魂!
  可如今,竟然有人说你不配!竟然说你“盘踞着‘民族之魂’的无上荣誉,无异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恶意亵渎。”竟然说:你在“‘民族之魂’的圣殿里”是那个人“迄今为止知道的最荒唐甚至无耻的神话!”
  先生生前遭到的所有咒骂,没有如此之甚!先生死后遭到的所有诅咒,也是惟此为甚!
  “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只是作为主子来‘惩罚’中国政府和民众。这简直就如同放屁无异了!我几乎从鲁迅那撇骄横的胡须里看出了十足的东洋味。”
  哦,先生,你生前,即使是想致你于死地的你的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也没有发出这样恶毒而下流的咒骂;想不到,在你死后60多年了的今天,你的不屑子孙竟然对着你的在天之灵如此快意狞笑地狂吠恶骂!搅得你的灵魂不得安宁!
  中国现代就出了这么一个鲁迅,不能随便让人给糟蹋了,所以不能不说几句了。

  2、
  “鲁迅向来以泼辣而著称,他骂过的人太多,因而受牵连者也众。”
  是的,鲁迅先生骂过人,而且骂过很多人。但他是为什么骂,怎样骂,别人又是怎样骂他的呢?当时在《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梁实秋一连发表三篇文章骂鲁迅:“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线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我是不干的。”(《答复鲁迅先生》)“如何可以到某某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资本家的走狗》)“这篇小说的作家已于1920年2月14日下午七时随同鲁迅先生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不断暗示鲁迅是“共产党”,是“领取苏联卢布”,或是“自由运动大同盟成员”等等,这不是居心叵测吗?虽非告密,却是在客观上提醒国民党统治者,企图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权力和屠刀来消灭鲁迅。难道鲁迅还不该对这样的阴险论敌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吗?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我看绝对是骂轻了!
  吾国有些文痞之“乏”,实在是很可恶的,不管是历史上的梁实秋还是当今的和梁实秋一路货色的家伙!
  鲁迅还骂过王平陵。鲁迅用笔名写了一篇短文《不通两种》,批评国民党的御用报纸刊登的新闻“不通”。王平陵马上站出来写了《最通的文艺》,先揭发了那个笔名就是鲁迅,接着说:鲁迅既然认为报纸上的新闻不通,那一定是说“恭颂苏联”才是“最通的文艺”了。这一发挥也包藏了阴险的无耻祸心:三十年代“恭颂苏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已足以构罪了。看看吧,这位王平陵是个什么货色!这样的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难道不该骂?可是,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回击他:“官话而已”!
  不错,鲁迅也骂过杨荫榆。女师大学潮,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爱国进步学生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不满,和北京市民一起到执政府门前情愿,却惨遭段政府杀害。之前,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的鲁迅难道对镇压进步学生的帮凶不去骂,去赞扬她才是更好吗?后来,杨荫榆回到无锡老家,日寇闯进她的家门,在日寇面前她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被日寇杀害。可这是后来的事,日寇占领无锡是哪一年?鲁迅早已故世了。还骂了“和日寇坚决抗争之后被踢下水淹死的女教育家杨荫榆女士”,这句话居心何在?岂不是在混淆视听吗?其居心和历史上的梁实秋王平陵有什么两样!只是再也瞒不了明眼人了。
  再说骂章士钊。鲁迅骂章士钊也是因为“三·一八惨案”。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派亲信刘百昭(在张手下任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专校长)雇佣男女流氓窜进校园殴打爱国进步学生,强行把那些进步学生拖出学校。难道此时此地作为北洋政府帮凶的章士钊被骂还不是活该吗?
  鲁迅还骂过周作人和张资平。1923年鲁迅终因和周作人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失和,周作人伙同他的日本妻子把鲁迅赶出了家门。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虽然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但他反对鲁迅“痛打落水狗”,受到鲁迅批评。后来又和林语堂一起提倡和大写脱离现实的小品文,赞扬悠闲,鼓吹烟茗。在反文化围剿中再次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周作人终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附逆投日,堕落为无耻的汉奸!创造社的张资平在民族蒙难之时也是大写三角恋爱小说,在自编的《乐群》月刊上发表攻击左联的文章。鲁迅敏锐地看出了此人心术不正,批评了他。后来,1938、1939年,张果然和周作人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投降了日本占领者!如果鲁迅连这样的汉奸卖国贼都不能骂,那么,请问“一梦枕春秋”先生,你反对鲁迅骂这样的人,岂不是在为汉奸张目庇护吗?
  胡适一生都在为国民党政府补台。尽管他和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还有刘半农,但当他们爬了上去,极力维护旧体制,掌握了话语霸权,成为了新的压迫势力之后,体制外的鲁迅就绝不容情地和他们斗争,这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鲁迅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他说自己是“精神界的战士”!“胡适先生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勾画了光明的方向,他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在今天已经得到公认”(《关于鲁迅》),这简直是胡言乱语了!鲁迅在批判了旧文化的同时难道对新文化没有建设?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鲁迅!你也不了解胡适,你这样说,连胡适自己都会羞愧的!当然,更应该羞愧的是你!胡适“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开创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呢?请问他们当时都是在干什么的?谁最先喊出打破“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谁和谁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的?胡适在今天得到了公认?你自认的吧!“一梦”,去翻翻历史书再来说事!
  至于梅兰芳,鲁迅说他不喜欢男人扮演女人,认为男人扮女人是病态的艺术。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能片面,但他没有否定什么“国粹”。
  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的郭沫若成仿吾们甚至左联内部的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们等等的论争,哪一次不是正义的?郭沫若化名骂鲁迅是“封建余孽”,可历史早已证明正是鲁迅才是反封建的斗士!
  ……
  不顾历史事实,说鲁迅老是骂人,而且阴险的暗示鲁迅骂的都是好人:骂的是什么“大师”、骂的是什么“学贯中西”的人,骂的是什么“被日寇踢下水”的人……用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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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随缘楼
 [9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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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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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楼]  作者:zkoct  发表时间: 2009/08/08 17:45 

关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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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 著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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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楼]  作者:好强的男子汉  发表时间: 2012/01/14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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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作者:荷露清韵  发表时间: 2012/01/14 20:44 

唉,为什么要骂鲁迅呢,他只是把中国人的劣根性看的比较旁人清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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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楼]  作者:新狂人感想  发表时间: 2012/02/11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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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楼]  作者:新狂人感想  发表时间: 2012/02/11 08:29 

老Z引用的好,简单地想推翻鲁迅是自讨骂名的。著名作家王朔骂过,结果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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