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阿赫玛托娃：简短的自述
   
    文/安娜·阿赫玛托娃(23.06.1889-05.03.1966)
    译/晴朗
   
    　　我于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新历２３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１６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１１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１９０５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１９０５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１９０７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１９１０年（旧历４月２５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１９１０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１９１１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１９１２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１９１２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３００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１９１４年３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１９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２０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２０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１８２８》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２０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２０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１９４１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１９４４年５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１９４４年５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１９６２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２２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１９６５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　　
    注：
   
    ①叶甫帕托里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城市，临黑海。有海滨浴场。西面的迈纳克湖有医疗用泥塘，为滨海儿童泥疗胜地。
    ②左先科（1894 - 1958）：苏联著名幽默作家。。　　
    　　

 这是最美的一张！

 1930年的诗人。

 1946年，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

莫迪里阿尼为她作的素描画像。

阿赫玛托娃：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

洁尘 发布时间：2006-9-14 10:13:21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阅读：2648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20

• 90年代初，一个朋友送我一本人民文学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爱》，并在扉页上命令道："是女人，就要读一读阿赫玛托娃"。这是我第一次与阿赫玛托娃相遇。我这个严厉的朋友要求女人明朗、纯真、抒情意味浓厚。那时我已经接触了狄金森和普拉斯等女诗人的作品，而这些女诗人更契合我偏爱冷静犀利的口味，所以，阿赫玛托娃并没有成为我的至爱，而是作为一个美好的阅读对象，像一枚书签，夹在了记忆里。
  　　
  准确地说，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于我来说，她的人比她的作品更重要。她就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俄罗斯诗歌女神，是集才情、美貌和丰富的爱情生活于一体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津津乐道于莫迪利阿尼、古米廖夫、普宁、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等一些光芒四射的名字；从某种程度上讲，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既是这种故事的中心，又是这种故事的背景。我正是这些津津乐道者中的一员。
  　　
  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却想越过好奇心，仔细探究一番。毕竟，传奇只是一种过滤后的东西，是附丽，它并不是文学本身，更不是诗人、作家自己。自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比较大规模比较成系统地翻译进我国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严苛残酷的时代，我再用一种粉红色的眼光去注视像阿赫玛托娃这样非凡的女性，应该说是一种冒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读到了她后期的一些诗和随笔，猛地发现，我一直在误读，一直仅仅把她作为一个闺房诗人；而她，却分明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耐性和洞察力的代表。
  　　
  今年很巧，国内有两本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出版，一本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一本是我手头上的这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川人社的这个版本是俄罗斯阿赫玛托娃研究专家帕甫洛夫斯基着的一本评传。从体例上讲，评传这种形式比较理性而全面，但对于读者来说，它缺乏感性和一种生动的片面。帕氏的这部学术著作也是这样。对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我的阅读期待还是不在她的作品上（对于阅读作品，附了很多作品的评传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会干扰读者对一个作家最新鲜最直接的感受），我期待能从中稍稍了解到一个奇迹的根源：一个女人，是如何在时代和民族的苦难面前，保持她的信念、尊严和优雅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针对阿赫玛托娃的，不如说是针对俄罗斯女性这个群体的。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开始，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女人，身体里都流淌着一种高贵坚定的血液；她们是全世界最为精神化的一个女性群体。当然，我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来获得这么重大的一个答案。但是，可以这样说，读阿赫玛托娃的传记，就是在读俄罗斯女人的传记。
  　　
  通过帕氏的剥析，我们可以注意到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埋藏着的对历史和命运的敏感以及惊人的预言能力。我曾看过一种说法，说，阿赫玛托娃的这一特点从她最初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显露出端倪，于是，她早期那些抒情的、感伤的诗就出离于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吟唱，而蕴含着一种先知的特征和力量。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种拔高的作法是人们对逝者的一种敬意方式，但很不明智。阿赫玛托娃有一个著名的句子，"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这是她在得知曼德尔斯塔姆遇难之后写下的。我更相信，她并不能超越她的时代，她的识破能力是伴随着她个人的苦难并目睹整个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苦难之后获得。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她的专属，但她是那些记录下整个识破过程的勇者之一。她因此而伟大。茨维塔耶娃在黑暗的中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赫玛托娃差不多算活到了老年，并从没有放弃写作。这里有必要提到她的境遇：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儿子两度入狱，个人的婚姻生活动荡不安；从40年代中期起，被苏共领导人斥为"混合着污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作品被禁，发表权和出版权被剥夺，直至去世前的头一年才勉强开禁。在帕氏这部评传的最后，他是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的："（她）走过了漫长的创作道路，她认识到了自己所属的那种生活圈子和其中的人物都已经日暮途穷，不过，她是以极大的努力，以痛苦和血的代价达到这一点的。作为一个具有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和积极良心的人，她承受住了沉重的苦楚。"并把这些反映到她的诗篇里。我对这段话深以为是。一个人的伟大，主要是伟大在他（她）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成为人的榜样。我们从来不需要对神的伟大表示惊异。这样一部沉重的书，我在阅读之后怅然得不知所措。
  　　
  阿赫玛托娃晚年曾经用随笔的方式回忆她早年的巴黎生活，回忆她当年的爱慕：画家莫迪利阿尼。那时，她21岁，是美丽的俄罗斯才女。她写道："......也许，我们两个人，不理解一个根本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乃是我们一生的历史前奏，他的一生很短暂，我的一生极为漫长。艺术的气息还没有烧焦，没有改变这两个存在，这应当是明朗的、轻柔的黎明前的时刻。可是未来呢？大家知道，它老早就在这之前投下了阴影......"在这样的文字里，阿赫玛托娃恢复了她早年那种纯粹的伤感。也就是这种伤感解救了读者--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前面是什么，但是，从个体生活上讲，我们会比她幸运；所以，我们没有伟大机会。
• （《安阿赫玛托娃传》（俄）帕甫洛夫斯基着守魁、辛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