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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鲁迅 苗红年 我一直对这个倔老爷子抱有敬畏，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唱反调的结果是惹事。轻者就地止言，重者警告、除职、批斗、入狱。传说中言论较为自由的台湾，出了个现实版的先生--李敖。他个性张狂、文风刃利、博文好言，让当权者甚为头痛，时不时上电视、入讲堂、进牢狱，风雨如晦，见君如故。在中国，五十年出一个另类大师，让社会多了一个骂阵，一支投枪、一把匕首。但是，他们的声音，代表的不是国人最低层的怒骂、不是知识分子最无奈的呐喊，而是"官僚"阶级的痛斥，因为身居上流，所以洞悉其理；因为学问上乘，所以文论藐然。近朱者赤，社会的各阶层都是饱沾情色的大染缸，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仍需小心翼翼地混迹，那么苟且、那么演义。直至忍无可忍，他想说话了，当然说得真话，面对同僚们的肆意谋取、无才者的高歌猛进、上司们的颐指气使，他怒不可遏，大失所望，闷不住的话犹如钢珠炮弹（舟山方言，意为猛烈）哔啪而发，势如潮涌。 据说，鲁迅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十四年，1912年到1926年。这段官场"污迹"让后来研究者成了回避的一段历史。倒是遭他辱没的坏人、对头，批评家陈西滢揭穿了他不为人知的官僚生涯。关于陈西滢，早在先生的大著中我就略知其二。我想，能和大师争持上下的人一定亦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否则大师是不会浪费文采和口水的。从百度词条上查知陈西滢。此君果然不是俗人：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多年的国外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著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裏少有热爱。他字裏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窃认为，就《西滢闲话》足以使他名列中国现代散文大家之列。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但是，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弱者使人同情"，现实是个例外，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舟山人常言"落井下石"同出一辙。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国事辏集。鲁迅经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推荐进入教育部。作为海归派，他浑身充盈着民主、激进、"比学赶帮超"的思想。据说任职期间，先生工作很是买力，常常东奔西走，拉资助、谋国图、扛大旗。其主要政绩是：推动和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采集中外图书，筹建"中央图书馆"，编刊《文教》杂志等。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从不缺席；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深入浅出；并主持设计国徽、国旗放眼国门。当时先生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是袁大总统钦定的。他常常出头露面，外出考察，忙得不亦乐乎，不但是个合格的公务员，而且是政府机关的擎天柱。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又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企划书，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不禁"头脑岑岑然"。但事与愿违，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也有骑虎难下的时候。譬如在处理具体事务管理中，会出现君命与已持诸多分歧。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出任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视上级督导，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训示。很快，小说股主任被免去了。至袁世凯死后，官复原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常因祸从口出，仕途十分坎坷。有一佚事颇值回味：1922年汤尔出任教育总长，汤原是鲁迅分管的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有老乡情分曾多次送礼巴结他，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官高半职压死人，此时的先生亦得唯诺事从。业余时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纪念"三一八"惨案，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教育总长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结束他的官场生涯。 也许，多年的"官僚"鲁迅让他饱经沧桑，他的"弃医从文"实在为后人误为，本人以为，先生诸多杂文作品所贬斥的旧事黑暗，是他14年官场积铢累寸的冲击波，如《二心集》、《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作品，不但为后世存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其"去政从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