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初的秦朝在一统了中原后没有即可地完善法家的学说；而由于法家的某些极端的思想致使与其分庭抗礼而截然不同的儒家学说广为流行，乃至数千年。

　　　儒生与法士的相同点是都愿意为社会效力；但他们的具体的思路却截然不同，而最根本的区别则在于对人性的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儒家思想崇尚的是仁爱与忠勇，它教化人们追求君子般的道德准则，而追究到对人性的认识层面上则是对“性本善”论的坚决认同。他们认为人生来本为善，至少向善，之所以有恶行乃是受到了后天的不良影响所致；所以他们相信只要对人进行不懈的教化，久而久之则世人皆为善人了。

　　　这当然是对世界的美好憧憬，但他们没有考虑到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度的变化，即便是君子也当然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外物对人的道德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而在这样的思想作用下，２０００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的君主都把自己的治国重点放在对官员及百姓的思想教化方面，而大大地忽视了法制约束；于是一个个的王朝都遵循着兴起、繁盛、腐化、衰亡这样的规律。这一个个如烟的王朝就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般地生长、发育、衰老、灭亡。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人治的社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而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似乎今日之行政者仍将重心放在了道德教化上。

　　　我认为对人性的认知错误是一切政治失败的最根本根源：人之初有善恶乎？本性也！治国要尊重本性，才能理解本性进而利用本性而达到社会的相对公平，以此来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此处，就要讲到社会是否应是绝对公平的。我认为社会本来就不能够绝对的公平，所以也就不能追求绝对的公平。也就是说理想中的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其实是不切实际和违反事物存在规律的错误想象，而以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就如同饮盐水而止渴，盐水似水而非水也。

　　　不可否认以儒家观念武装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建立了不朽的文化丰碑，可每个王朝都逃脱不了最终腐化瓦解的结局。这就是外物对那些封建王朝所推崇的“君子”道德的影响力在起作用。每个王朝的建立之初，常常是民生凋敝，于是都会有一批胸怀天下的正人君子出来治理国家，而建国的君王也大多是至明之人，所以君臣之间便不谋而合地相辅相承；但是一旦社会趋于稳定，物力稍具规模了，所有的一切包括君王、臣子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贪图享乐与富贵了。这是在没有法制的社会的必然结果，追其根本则是对人性错误认知的必然结果。我相信“君子”在外物引诱下可以一日为君子，可以一度为君子，但不可终生为君子，这是人的本性。

　　　法家的思想根髓在于它根本不相信对人的教化，它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认同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它都一律地把他们看作小人去治理。于是有了严苛的法律制度。究竟严到什么地步？听闻：发现秦地出土的当时兵器，上面竟然印刻着制造者的姓名；考古出土的秦国的竹简上明白地写着农民借官府的牛来耕田不可使牛减膘，甚至根据递减重量有相应的惩罚。仅此二例足以说明当时以法家思想为正统的秦国法律究竟细到何种地步，敢问即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有这样的法制精神？法不细则如不立。

　　　但是秦国却如昙花一般地迅速地凋谢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它认知了人性，却没有尊重人权。即对百姓的惩处过于严苛，这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遗憾。因为紧随其后的汉朝只看到了秦的过于严苛的制度缺陷，却没有借鉴其高度发达的法制精神，所以汉朝一度地推崇道家而后以更为积极的儒家为正统而罢黜百家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

　　　儒家思想可以育人但不可治国；法家思想可以治国，但要尊重人权。